神经反馈技术通过将实时脑活动特征转化为多种模态反馈，引导个体调节自身脑功能，在神经精神疾病治疗与认知增强领域显示出潜在应用价值。然而，其应用伴随认知自由、人格真实性、安全有效性、隐私保护及弱势群体保护等伦理风险，其中隐式神经反馈引发的知情同意困境尤为突出。本文在分析上述风险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神经反馈技术伦理评估体系、推进伦理内嵌设计及加强国际合作与公众教育等治理路径，强调在其研发与治理中融入负责任创新理念，以促进该技术发展与伦理保障的协调。
1 引言
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神经反馈作为基于实时脑活动监测的神经调节方法，逐渐应用于临床干预与认知调节。该技术将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采集的神经信号转化为可感知反馈，引导个体调节脑活动模式，影响认知、情绪及行为，已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焦虑及抑郁干预中显示潜在价值，也被探索用于认知功能提升等非临床场景[1-2]。
随着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神经反馈作用于高度敏感的大脑，可能影响自主性、人格完整性和知情同意，其疗效在不同场景尚无一致结论，部分商业化实践效果夸大或信息披露不足[3-4]。在神经高可塑性人群中，外源性调节可能改变神经功能发展轨迹，而长期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逆性缺乏纵向证据。本文分析神经反馈在各应用情境下的风险类型及表现，探讨伦理挑战和治理路径，并提出可用于科研、临床与政策的风险分析框架，推动神经反馈技术在负责任的框架内发展。
2 神经反馈技术定义、原理、应用场景和分类
神经反馈是一种典型的闭环神经调节技术，通过EEG、fMRI等手段实时采集脑活动信号，并将其关键特征转化为视觉、听觉或触觉等形式的反馈信息，促使个体在反馈引导下对自身脑功能状态进行调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注意、认知、情绪与行为等功能[1,5]。
从系统结构与信息流角度看，神经反馈符合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采集—解码—反馈—调节”的基本闭环范式，因此可被视为BCI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实现形式，尤其在临床干预与双向闭环BCI系统的构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6-8]。不同于以外部设备控制为主要目标的传统BCI应用，神经反馈更强调以反馈为媒介，促进个体对脑内部功能状态的自我调节与重塑[1,5]。典型的神经反馈系统通常由信号采集、特征提取、反馈生成与呈现以及个体调节等环节构成，形成持续运行的“监测—调节—更新”动态闭环，其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1,9-11]。
图1 神经反馈技术系统示意图
随着神经反馈技术的发展，可在多个维度上对其进行分类。按个体是否知晓反馈机制，可区分为显式神经反馈与隐式神经反馈；按干预目标不同，可分为诊疗导向与增强导向系统；按所采用的神经信号类型，可区分为基于EEG、fMRI、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以及功能性近红外光谱（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等不同模式。近年来，多模态神经反馈系统（如EEG-fMRI联合）不断发展，在提升反馈精度与适应性的同时，也对数据隐私保护、算法透明性与伦理审查提出了更高要求[12-14]，相关比较见表1。
表1 神经反馈技术的主要分类维度及特征
在上述分类维度中，隐式神经反馈作为一种弱化意识参与的反馈形式，因依赖对特定神经活动模式的选择性强化而受到关注[12-13]。该类方法在降低个体主观理解与主动调节要求的同时，也因反馈过程的不可察觉性，对心理自主性、知情同意及伦理监管提出了更为突出的挑战[12,14]。
神经反馈已在临床干预与非临床应用中形成多样化应用路径，覆盖精神障碍治疗、认知功能增强以及情绪与记忆调节等方向，其核心目标、信号类型、涉及脑区及伦理关注点存在显著差异，如表2所示[15-17]。在精神障碍干预中，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特定脑区或神经节律的调节效果，而在健康人群中的增强型应用及隐式调节研究，则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技术边界、自主性与公平性的讨论[18-19]。
表2 神经反馈技术的主要应用场景及特点比较
3 神经反馈技术的伦理风险分析
神经反馈技术通过闭环方式直接作用于个体脑功能状态，其伦理风险不仅源于技术失效或误用，更深层地嵌入到心理过程的干预方式及其社会应用结构之中。随着神经反馈由显式调节向隐式调节演进，其对传统伦理原则的挑战呈现出新的复杂特性。本文从认知自由、人格真实性、知情同意、隐私保护与公平性等维度，对神经反馈技术的主要伦理风险进行系统分析。
3.1 认知自由与心理完整性
随着隐式神经反馈技术的发展，心理状态调节逐渐突破以显式意识参与为核心的传统模式。不同于依赖个体主动调控的显式神经反馈，隐式神经反馈可在受试者未明确知晓反馈目标或调节规则的情况下，通过系统性调节中枢神经活动模式，引导脑活动状态向预设方向变化。以解码神经反馈（decoded neurofeedback，DecNef）为代表的相关技术，其核心伦理风险并不在于调节效果本身，而在于技术干预绕过主观意识与意志表达，对个体的认知自由与心理完整性构成结构性挑战[20-21]。
当心理调节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个体意志、由技术隐性驱动时，个体对自身心理状态的主权与心理自主性可能受到削弱，从而引发对“自我控制权”的伦理质疑。而根据“神经权利”框架，认知自由应获得与言论自由等同的伦理保障，其核心在于维护个体对自身心理过程的自主控制权[21]。因此，隐式神经反馈的伦理风险不仅取决于干预强度，更集中体现于其不透明性与潜在操控性，有必要通过可审计、可解释的反馈机制明确技术边界。
3.2 增强导向的神经反馈训练后面临的自我人格真实性风险
随着神经反馈技术从治疗领域拓展至感知觉调节、认知增强与情绪优化，其伦理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增强本身的正当性，而进一步指向该技术介入后认知、情绪与人格真实性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核心挑战并非增强是否合理，而在于治疗与增强在技术机制上的日益趋同，使相同的调节手段在不同应用情境中承载截然不同的伦理评价，从而削弱既有规范对适用对象与风险等级的区分能力[22]。
尤其在隐式神经反馈情境下，个体可能在无意识中经历偏好、情绪或判断方式的改变，例如通过fMRI-DecNef调节对特定刺激的情绪反应或决策信心[20,23]。当记忆与情绪被技术性微调，或个体持续被引导至预设的“更优”心理状态时，其对“真实自我”的认同与自我评价方式可能受到影响，进而对人格真实性构成挑战。围绕记忆重塑型神经反馈的争议也集中体现了“人格真实性”与“舒适性”之间的伦理张力。
在长期或高频使用条件下，增强导向的神经反馈技术还可能强化对外部调节系统的依赖，削弱个体对自身情绪与行为生成过程的信任，引发技术性自我异化。神经反馈技术的问题不在于增强本身，而在于该技术改变了个体理解与界定自身的方式[24]。因此，增强型神经反馈不宜以人格最优化为目标，而应谨慎对待人格真实性、自主性与伦理自觉的维系。
需要指出的是，增强导向的神经反馈难以简单类比为体育训练等身体能力提升活动。后者具有明确的可感知性与可预期性，而神经反馈技术直接作用于大脑功能，其调节过程往往隐蔽且难以觉察，尤其在隐式训练中，更易产生超出主观预期的认知、情绪或人格等变化。因此，相关伦理争议并非源于对增强的否定，而在于其在可感知性、可控性与结果可预期性等方面的特殊风险。换言之，真正需要被严格规范的并非“是否允许增强”，而是如何在充分知情与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障个体的自愿参与。
综上所述，认知增强虽拓展了神经反馈的应用前景，却加剧了治疗与增强之间的伦理模糊，并触及“自我”、“人格真实性”与“理想状态”的哲学根基。未来神经反馈技术伦理设计应超越安全性考量，回应由该技术干预所引发的同一性与主观归属感的伦理挑战。
3.3 安全性与有效性
随着神经反馈技术从临床拓展至消费领域，其安全性与有效性问题成为核心伦理关注。尽管市面上许多EEG“脑训练”或“注意力增强”产品宣称可提升认知、缓解焦虑且“无副作用”，但相关研究普遍存在样本量有限、重复性不足及缺乏盲法对照的问题，其效能尚未在多中心临床试验中得到验证[2]。部分所谓训练效果可能源于安慰剂或用户期望偏差[25]，在监管不完善情况下，夸大宣传可能误导公众并延误有效干预。
神经反馈技术虽被视为非侵入性，但不当训练仍可引发情绪波动、睡眠紊乱或认知负荷增加，甚至影响人格特征。例如，α波增强可能诱发不适，感觉运动节律（sensorimotor rhythm，SMR）过度强化可能降低神经系统适应性[26]。在调节深层脑区或采用DecNef等隐式技术时，个体对调节过程的理解与控制受限，非预期情绪或动机变化难以察觉，风险进一步放大。
神经反馈技术的长期影响尤为关键，尤其在儿童、青少年及神经可塑性高的人群中，不当频率、强度或方向可能在发育关键期诱发稳定神经重组，干扰自然认知与情绪发展，增加后续恢复难度[27]。商业化场景下，缺乏专业指导与个体化调节，使风险更难控制。
此外，神经反馈系统持续采集高度敏感的神经数据，这类数据既反映即时脑状态，也可能揭示长期认知、情绪或行为特征。数据治理不足，无论外泄或内部滥用，都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使神经反馈承担更高的数据保护义务。
3.4 弱势群体的特殊风险
相比数据层面的风险，自主性与知情同意相关问题更会直接影响个体在神经反馈训练中的理解能力与决策自由。由于神经反馈机制隐蔽且反馈复杂，使用者即便知情，也可能无法理解操作后果或自主决策，此类风险与数据安全无关。
在弱势群体中，上述问题尤为突出。儿童因处于大脑发育阶段、神经可塑性较高，因此成为神经反馈技术研究与应用中的常见对象。现有研究表明，相关干预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改善认知或行为表现，但也可能在发育中的脑网络层面引发长期稳定的功能调整，其方向与后果尚缺乏一致证据支持[27]。隐式神经反馈可能使行为或认知模式长期固定，但短期效果与发展轨迹的因果关系尚不明确，这构成儿童应用的主要伦理技术挑战[28-29]。
除儿童外，认知功能受损患者、严重精神障碍人群、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及高度依赖性照护环境中的个体，同样在理解风险与评估干预后果方面存在客观限制，使传统知情同意程序面临适用性挑战。代理同意机制虽可提供补充，但也可能因判断偏差或利益冲突而损害受试者权益，需辅以更为审慎的伦理审查与程序设计。
总体而言，面向弱势群体的神经反馈应用应严格遵循风险最小化和潜在收益合理性原则，仅在确有临床需求且已有充分科学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使用。否则，神经反馈技术介入不仅可能带来生理与心理层面的长期不确定风险，也可能引发身份认同、伦理公平及社会影响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构建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伦理框架与监管机制，在跨学科协同下限定神经反馈技术的可接受边界，防范潜在滥用及难以逆转的长期影响。
3.5 数据隐私与神经信息安全
随着神经反馈技术发展，大规模神经数据采集与分析已成为常态。作为高度敏感的生物信息，神经数据不仅反映个体认知与情绪，还可能揭示潜在心理特征与疾病风险，其隐私保护面临严峻挑战。一旦泄露，神经数据因可推演性、不可撤回性及跨情境再识别等特性，带来比传统医学信息更复杂的数据滥用与身份暴露风险[21]。相关研究表明，神经数据敏感性高于一般生理数据。即便无行为表现，利用fMRI模型也能揭示个体恐惧、愉悦和厌恶情绪[30]，凸显其隐私与推断风险。商业化脑机设备的快速发展可能进一步加剧风险，依赖云计算与行为预测算法的设备若缺乏监管与安全防护，可能引发未经授权的监控、行为诱导甚至心理操控，侵蚀自主权，并带来算法透明性、公平性与责任归属等伦理争议[31]。神经数据在跨机构共享时，保护责任尚不明确；而现行法律多针对传统个人信息，难以覆盖神经数据的高度个体化特征及其可推演性。亟需制定专门的隐私策略，通过差分隐私、联邦学习与多层可审计治理等手段，在神经反馈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中优先保障神经数据安全，以防信息滥用引发社会风险[32]。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上述伦理风险在隐式神经反馈情境下并非简单叠加，而是呈现出机制与治理层面的质变特征。由于此类技术通过绕过显式意识参与的方式对神经活动进行调节，其风险已难以完全纳入传统以知情同意与风险—收益评估为核心的生物医学伦理框架[33-34]。在此背景下，隐式神经反馈不仅对既有的治疗与增强分类体系提出挑战，也使认知自由与思想隐私等“神经权利”从抽象伦理主张转变为亟需制度回应的现实议题[21,35-36]。因此，针对隐式神经反馈范式的伦理治理，有必要在既有伦理审查基础上，引入可审计与可解释的技术机制、动态知情同意程序以及专门化的神经数据保护制度[34,37]，以回应其所带来的独特而深远的伦理影响。
4 神经反馈技术的伦理规范建议
为系统应对神经反馈伦理风险，有必要构建多层次、多路径的伦理规范体系。结合现有研究与国际政策，本文总结出四条治理路径：伦理评估标准、伦理技术协同、国际监管以及公共沟通与伦理教育，共同形成多维治理框架。
4.1 建立伦理评估标准体系
随着神经反馈技术快速发展，构建系统的伦理评估标准体系十分必要[31,38]。该体系应涵盖传统伦理原则（自主权、行善、不伤害、正义），并结合神经反馈技术特点，增设效果持续性、可逆性与安全边界等维度。效果持续性关注干预产生的神经及行为效应持续时间与稳定性，区分短期调整与可能长期定型的干预，并指导知情同意与风险告知。可逆性衡量干预是否可撤销或修正，难以逆转的技术需要更严格的伦理审查。安全边界关注技术适用范围与限制条件，尤其对缺乏医学或公共健康依据的增强性应用应保持审慎，以防生理、心理及社会风险。综上，建立多维度伦理评估体系是神经反馈技术负责任发展与公众信任的基础，未来需跨学科合作，持续完善评估标准，推动技术与伦理协调发展[39]。
4.2 伦理与技术协同发展的路径
随着神经反馈技术在闭环调控、数据规模及应用场景的扩展，其潜在伦理影响往往在系统部署后才显现，单靠事后审查难以覆盖设计阶段风险[40]。因此，推动伦理内嵌式设计与多学科共创预警机制成为实现负责任创新的核心路径。伦理内嵌式设计在研发初期将自主性保护、风险可控、数据治理及使用边界纳入流程，通过透明交互界面、数据最小化及可控可撤销操作识别并规避潜在风险。多学科预警机制依托神经科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及用户代表，建立动态反馈与风险监测体系，及时应对伦理争议与安全隐患[41]。该协同推进有助于提升神经反馈技术的社会适应性与用户信任，未来应完善协同框架，强化政策、跨领域合作及公众参与，构建开放、透明、负责任的创新生态。
4.3 国际合作与监管框架建设
相关神经反馈技术的全球化发展凸显了建立统一国际伦理与监管框架的必要性[42]。单一国家监管难以应对跨境应用和数据流动带来的伦理与安全挑战。借鉴《赫尔辛基宣言》强调受试者权利、知情同意与风险最小化原则，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脑科学伦理建议提出的负责任创新、透明度、公平性与社会参与指导，国际社会应加强协作，推动跨国伦理与监管协调[43]。国际合作应涵盖监管政策制定、伦理审查标准统一、数据共享与隐私保护，以及跨国临床试验监督，通过多边对话提升兼容性与执行力，减少伦理冲突与监管套利。同时，应引入科研机构、产业界、法律专家及公众等多方参与，形成包容性治理，协调技术创新与伦理规范，为神经反馈技术的安全、透明、公平应用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全球神经反馈技术可持续发展[44]。
4.4 公共沟通与教育机制
随着神经反馈技术广泛应用，公众认知水平会影响其社会接受度与伦理共识[27]。因此，应建立公共沟通与教育机制，提升社会神经伦理认知，帮助公众理解神经反馈技术的原理、潜在伦理及安全风险，减少误解与恐惧，促进理性讨论。公共沟通应透明、客观、多元，通过媒体、讲座、科普及数字平台普及知识；教育机制应针对不同群体（青少年、患者及利益相关方）设计适宜内容，增强自主判断与决策能力[44-45]。通过多学科与多利益方对话，协调各方意见，推动政策与制度的制定[46]。未来应在制度层面保障公共沟通与教育持续运行，并探索更具针对性的传播方式。为明确伦理规范多层次治理，本文提出伦理治理三层架构，如图2所示，从微观、中观、宏观分析责任主体、治理任务及执行机制，实现用户教育、技术开发与制度监管的全链条协同。
图2 伦理治理三层架构建议
5 结束语
神经反馈技术在注意力、情绪与认知调控中展现潜力，但其效应特异性、稳定性及因果关系仍不确定，训练效果难以与安慰剂效应或自然学习区分，个体差异及“非响应者”现象进一步削弱风险—收益评估[2,47]。随着隐式反馈与增强应用的发展，伦理挑战已从安全性延伸至认知自由、心理完整性与人格真实性，传统知情同意框架在非显式意识参与情境下表现不足[21]。算法自适应反馈与行为推断增强，使心理隐私、解释权与身份保护面临新风险，并增加跨区域监管不对称带来的规避可能[48]。
伦理治理应嵌入神经反馈技术开发全程，通过透明设计、用户控制及多方协作，提高风险识别和前瞻管理能力[49-50]。在此基础上，应保障个体在神经调节中的知情与参与权，并通过动态同意与多方共创，使技术、规范和社会价值协同演进[21,51-53]。
总体而言，神经反馈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干预效果提升及对自主性、隐私、弱势群体保护和技术滥用风险的系统回应。通过跨学科合作、公众参与与国际协同治理，可在技术赋能与伦理约束之间实现平衡，推动神经反馈朝向更加自主、透明且可信的方向发展[48,54]。
伏云发，教授，博导，博士。昆明理工大学脑认知与脑机智能融合创新团队负责人，昆明理工大学脑信息处理与脑-机交互控制学科方向团队负责人。中国康复医学会脑机接口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人工智能分会智能康复及人机工程学组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脑机融合与生物机器智能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脑机接口产业联盟专家委员会资深专家，脑机接口产业联盟科普与科技伦理工作组副主席。自2008年从事脑机接口研究及应用，至今已有17余年。主要研究兴趣为脑机接口与神经反馈及应用。
参考：薛雨航，李志豪，王帆，赵磊，李天文，龚安民，南文雅，伏云发. 神经反馈技术伦理风险及规范考量[J].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26, 43(2).
脑机接口社区是国内首家脑机接口(BCI)产业服务平台、国内脑机接口新媒体开创者与引领者。主要为企业、科研团队、投资机构和从业者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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