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ANIE ARNETT/MIT TECHNOLOGY REVIEW | ADOBE STOCK
作者：MIT Technology Review/You Xiaoying
去年10月，在河南老家的院子里，39岁的董辉（化名）做了一件很多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拿起笔写字。
但对于他而言，这个动作已经等待了整整六年。
六年前的一场车祸导致董辉严重脊髓损伤，从颈部以下瘫痪。虽然双臂还能进行轻微活动，但双手已经失去了精细控制能力，手指几乎完全无法自主运动。对于一位四肢瘫痪患者来说，写字不仅仅意味着握住一支笔，更意味着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控制感，意味着曾经失去的独立生活能力有机会一点点回归。
当笔尖落到纸面时，董辉仍然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我不敢相信自己又能写字了。因为太激动了，我还漏写了一笔。”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
这个瞬间的背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康复奇迹，而是一项正在改写神经疾病治疗历史的新技术——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
就在此前一年，一枚硬币大小的设备被植入了他的大脑。经过近11个月持续不断的训练，他重新建立起了大脑与手部动作之间的连接。曾经无法完成的抓握、书写等动作，开始一点点重新出现。
对于董辉而言，这是一场个人命运的转折；而对于全球脑机接口产业来说，这则是一个更大时代故事的开端。
来源：BrainQuake大脑激荡
一个全球里程碑的诞生
2024年11月，董辉接受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参与相关临床试验的患者之一。
促使他报名参加试验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手术前一个月，他在电视上看到另一位瘫痪患者借助脑机接口重新抱起自己的孙女。那一刻，他第一次意识到，这项过去只存在于新闻报道和科幻作品中的技术，也许真的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
最终植入董辉大脑中的设备名为NEO，由博睿康与清华大学团队联合研发。
今年3月，这款产品正式获得批准进入实际临床应用阶段，成为全球首个实现商业化落地的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可用于部分因脊髓损伤导致四肢瘫痪患者的康复治疗。
这一消息在全球脑机接口领域迅速引发关注。
原因并不只是“全球首个”这样的标签，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脑机接口完成了一次关键跨越——从实验室技术走向真实医疗产品。
过去二十多年里，脑机接口领域从来不缺少令人惊叹的技术突破。研究人员已经能够让瘫痪患者通过意念控制电脑光标、操作机械臂、完成打字甚至进行复杂交流；从美国BrainGate项目到马斯克的Neuralink，大量实验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于神经信号解码能力的认知。
然而，绝大多数成果仍然停留在科研阶段。
一项技术能够完成实验室演示，并不意味着它能够真正进入医院；能够完成临床试验，也不意味着它能够实现规模化应用。医疗产品需要跨越研发、制造、监管审批、临床验证、医保支付以及医院推广等一系列复杂门槛。很多曾经轰动一时的医疗创新，最终都停留在了这条漫长产业化道路的中途。
因此，从行业角度看，NEO获批的意义并不只是技术突破，而是脑机接口第一次真正完成了从“科研成果”向“医疗产品”的身份转换。
为什么是NEO率先实现商业化？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脑机接口几乎等同于Neuralink。
事实上，NEO和Neuralink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
NEO采用的是硬脑膜上植入方案。手术过程中，传感器并不会直接刺入大脑皮层，而是放置在包裹大脑的硬脑膜表面，用于采集运动相关神经信号。随后，信号通过植入体传输至外部计算机系统，由算法完成解码，再转化为控制指令驱动软体机器人手套，帮助患者进行抓握训练。
相比之下，Neuralink的N1芯片则采用更深层的侵入式方案，其柔性电极直接穿透脑组织，进入大脑皮层内部采集神经活动，因此能够获得更高分辨率、更高带宽的神经信息。
从性能角度看，后者理论上具备更强潜力；但从监管和临床应用角度看，前者却拥有明显优势。
由于不直接进入脑组织内部，NEO面临的脑出血风险、组织损伤风险以及长期胶质瘢痕形成风险相对更低。同时，电极与脑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减弱，也意味着长期信号衰减问题可能得到一定缓解。对于监管机构而言，更低的风险往往意味着更容易形成可接受的风险收益比，从而加快审批进程。
这种技术选择背后，实际上反映了脑机接口产业当前面临的核心矛盾：究竟应该优先追求极致性能，还是优先推动临床普及？
NEO显然选择了后者。
而事实证明，这种路线帮助它率先迈出了产业化第一步。
从一个人的康复，到一个产业的成熟
对于董辉来说，脑机接口最大的意义是重新拥有独立生活的可能。
手术后大约一周，他便开始接受康复训练。每天约2.5小时的训练过程中，大脑产生的运动意图被系统实时解码，再通过机器人手套转化为实际动作反馈。随着不断重复，大脑与肢体之间原本中断的信息通路开始出现新的功能连接。
第九天，一个让他至今难忘的瞬间发生了。“我没有戴手套，就抓住了一个球。”
董辉把那个时刻形容为奇迹。
如今，他已经回到家中继续进行训练。他最大的愿望并不宏大：能够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自己完成日常生活中的基本事务，不再让年迈的父母时刻照顾自己。
但从行业角度来看，董辉的故事远远不只是一个患者康复案例。
未参与NEO研发的复旦大学神经科学家王守岩表示，NEO 的获批对全球脑机接口行业意义重大。过去几十年，脑机接口一直是典型的“实验室技术”。科研论文不断发表，技术指标不断提升，但距离真正形成产业始终差最后一步。
而商业化批准意味着另一套能力体系已经成熟：稳定制造能力、标准化植入流程、长期随访体系、监管认证体系以及临床应用体系。
换句话说，人们讨论的已经不再是“这项技术是否可行”，而是“如何让更多患者用得上”。
这种变化往往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更重要。
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脑机接口发展路径
NEO获批后不久，中国迅速为脑机接口产品设立专属医保编码。
这一动作看似只是医疗支付体系中的一个技术细节，却被许多业内人士视为产业发展的重要信号。
因为医保体系的接纳，意味着脑机接口开始从“高端实验技术”向“可支付医疗服务”转变。未来符合条件的患者无需承担全部费用，而是能够通过医保体系获得部分支持。这将直接影响脑机接口产品未来的临床渗透速度。
与此同时，在最新发布的国家五年规划中，脑机接口被列入未来科技竞争力相关的重点产业，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方向并列。
这种支持力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多见。
从政策、资本、临床资源到患者招募体系，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脑机接口创新生态。脑虎科技、阶梯医疗、博睿康、芯智达等企业已经在不同技术路线持续布局多年，相关临床研究和产业投资也正在明显升温。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研究信息和技术政策的信息科学家孙美岑认为，“中国决心成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领导者，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打下了基础”。但她同时提到，中国最大的优势或许在于公众对脑机接口技术表现出了较高接受度：像董辉这样的患者普遍欢迎脑机接口，热情很高；相比之下，欧美社会层面对在人体上测试新技术存在明显的“抵触情绪”，相关争议和阻力一直不少。
中美合作仍然是这场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NEO成为全球首个商业化侵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很多媒体习惯性地将其与Neuralink放在同一个赛道进行比较。但接受采访的多位科学家都提醒，人们不应简单地将脑机接口理解为一场国家之间的竞赛。
荷兰神经科学家尼克·拉姆齐指出，竞赛意味着终点明确，而脑机接口的发展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终点。
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双方实际上正在回答不同的问题。
美国更强调技术极限和性能突破，希望不断刷新神经接口能力的上限；中国则更强调临床落地和社会价值，希望让更多患者尽快从技术进步中受益。
正如孙美岑所说：“追求极致和追求普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赢’的定义。”
有趣的是，尽管中美关系近年来经历诸多波动，但脑机接口却成为少数仍保持国际合作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美国公司Axoft已经与中国企业和上海医院开展合作，并在中国完成患者测试，未来还计划进一步扩大临床试验规模。
在脑机接口领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现实：无论技术来自哪个国家，最终服务的对象都是同样的人类患者。
下一个五年
展望未来，在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下，中国脑机接口产业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加速发展。“目前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有类似像中国一样的国家级战略目标和协调规划。”悉尼科技大学脑机接口研究员阿维纳什·辛格（Avinash Singh）说。
更多脑机接口产品也在排队等待中国的国内审批。其中包括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及其关联初创公司芯智达开发的“北脑一号”。这款放置在硬脑膜上的设备旨在帮助因脊髓损伤或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导致运动和语言障碍的患者。这些产品最快可能在2028年获批。
脑机接口社区是国内首家脑机接口(BCI)产业服务平台、国内脑机接口新媒体开创者与引领者。主要为企业、科研团队、投资机构和从业者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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