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首富如今债务缠身，王健林与万达的故事，多少带有些许悲壮的意味。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万达集团整体负债约6000亿元；万达商管总负债约2990亿至3200亿元，有息负债约1412亿元，资产负债率由峰值89.4%降至64.8%。
与之相对应的，是王健林持续面临的被追债的处境。为此，万达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持续变卖资产还债。
另一边，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接连投资失利后，他担任董事长的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也显示经营异常。
父子二人商业上双双失利，不免令人唏嘘。
如今，王健林四处奔波，似乎将重心赌注押在了文旅产业上。
只是这一举动，究竟能否为他带来绝地翻盘的机会，尚是未知数。
再到贵州，王健林的文旅梦进行中
近日，据相关媒体消息，王健林再次现身贵州，考察当地文旅项目。除了调研文旅资源，他还深入当地酒企，亲自品尝贵州特色美酒，并连声称赞：“可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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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王健林近半年来第二次踏足贵州。
今年1月，王健林曾专程奔赴贵州，花两天时间考察了罗甸大小井景区、花江峡谷大桥、安顺古城三大核心文旅地标，还特地体验了黔元傩非遗盛宴，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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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深入贵州，市场分析认为，贵州对王健林而言，或许有着别样的意义。
而这份“情有独钟”，还要从2014年说起。
彼时，万达正处在发展巅峰期。在社会责任领域，万达也在积极探索有效的扶贫路径。经过多方接触与协调，万达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丹寨县。
同年12月份，万达与丹寨县签署了一份十亿级的扶贫协议，计划五年内至少投入10亿元，助力丹寨发展。
在签约仪式上，王健林特别强调，此行“只谈扶贫，不谈投资”。
也就是说，万达助力丹寨，重点不在于投入多少钱，也不为获取利润回报，而是要创新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新模式。
在万达的支持下，丹寨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道路，产业得到促进，教育文化同步推进。
后来王健林回忆，在帮扶丹寨期间，他去过数次进行实地考察，专题会开了不下10次，“这已经超过我在任何一个万达项目上花的时间。”王健林表示。
王健林带领万达对丹寨扶贫项目反复考察论证，最终投入14亿元，启动了产业、教育、基金并举的精准扶贫新模式。
2016年10月份，王健林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创新奖。
多年过去，当年种下的“善因”，如今结出了新的果实。
为了进一步提升丹寨的旅游产业、巩固脱贫成果，万达集团后续追加投资，并调整方案，其中核心项目之一便是建设丹寨万达旅游小镇。
而这，也成为万达日后在贵州布局文旅产业的重要起点。
当然，要真正发展文旅板块，王健林的目光绝不会只局限于一隅。
去年8月份，王健林奔赴新疆，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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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王健林先是被人群簇拥着考察文旅资源，随后又品尝特色美食，并在那拉提拈花湾哈茵赛度假酒店与舞蹈演员一同跳起新疆舞。
据相关媒体消息，王健林此行重点考察了当地的招商引资、文旅发展及消费升级情况。
王健林表示，希望与克拉玛依加强合作，带动更多品牌入驻，推动城市消费升级。万达集团有意参与乌尔禾文旅项目的提质升级，将其打造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项目。
而之所以选择新疆，是因为在王健林看来，新疆旅游资源丰富，独山子大峡谷、世界魔鬼城等景区独具特色，但部分项目在规划和运营上仍有提升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与贵州一样，王健林与新疆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在此次考察之前，万达已经在新疆进行了多个项目布局。
2018年，乌鲁木齐德汇万达广场作为首个轻资产项目开业；2022年，霍尔果斯万达广场开业；2025年2月，和田地区首家万达广场项目签约，预计2028年运营。
为了心中的文旅梦，王健林的脚步从未停歇。
新疆之行后，今年5月份，王健林又去到了福建泉州的永春县，走进北溪文苑生态旅游区进行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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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期三天的行程中，王健林详细了解了景区的规划与文化内涵挖掘，还饶有兴致地体验了钓鱼、品尝“老醋猪脚”等特色项目，并近距离观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永春白鹤拳表演。
从新疆到贵州，再到福建，乃至如今重返贵州，王健林一直在持续践行他的文旅梦想。
有趣的是，无论身在何处，王健林的考察都极为用心，不仅进行商业资源的调研，还亲身体验当地特色文化与习俗。
债务重压下，王健林的选择
尽管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但奔波于全国各地时，王健林看起来依然显得精气神十足。
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万达必须面对的现实压力。巨额债务压顶，万达不得不开启大规模的“断臂求生”。
一方面，万达开始出售大批核心资产，即万达广场。
从2023年至2025年，万达已经合计出售了超过80座万达广场。其中，2025年5月一次性出售了48座，回笼资金约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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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万达电影控股权、万达酒店管理、快钱金融股权等资产也未能幸免，相继易主。
另一方面，万达加速向轻资产模式转型。
所谓轻资产模式，通俗来说就是，万达不再直接出资买地、盖楼成为物业的拥有者，而是将重心转向输出品牌、招商、运营等专业能力，通过提供管理服务来赚钱。
简言之，就是从“地主”变成“管家”。
对万达而言，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事实上，这场转型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了。
2015年，王健林第一次完整阐述了轻资产战略构想，即不投入建设资金，只输出品牌、设计、建设、招商和管理，与投资方分享租金收益。
第二年，万达商业正式提出轻资产战略，将模式细分为“投资类”和“合作类”。
此后不久，万达就陷入了深刻的资金困境。为了自救并筹措巨额资金，万达不得不加速推进转型进程。
其中，2017年万达进行了一场“世纪交易”，以约637.5亿元的价格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酒店分别出售给融创和富力。
而后，万达进入了深刻的重资产剥离期。
2018年，“万达商业地产”正式更名为“万达商业管理”，明确“服务商”定位；2020年，万达商管宣布从2021年起不再发展重资产，即不再投资持有万达广场物业，全面实现轻资产战略。
在债务压力驱动的“断臂求生”之下，万达的轻资产转型找到了一个关键突破口，押注文旅产业。
市场分析指出，通过重塑业务模式、引入战略伙伴并持续布局，王健林正试图将文旅板块打造为万达的“第二增长曲线”。
从扶贫丹寨的初心，到如今踏遍贵州、新疆、福建的躬身布局，王健林的文旅梦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业扩张。
从本质上看，这既是一场迫于债务压力的战略自救，也是一次对企业未来方向的重新定义。
如今，古稀之年的王健林，依然奔波在考察一线，用脚步丈量资源，用诚意撬动合作。文旅这盘大棋，能否真正成为万达翻盘的关键一子，尚需时间检验。
但至少，那个曾经高喊“一个亿小目标”的首富，正在用另一种姿态，书写自己晚年的商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