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从外滩礼查饭店、南京西路的沙利文咖啡馆、麦特赫斯脱公寓，两位美国青年人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海伦·福斯特（Helen Foster）在此结缘，共同启动新闻事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们前往延安，成为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人的西方记者，出版作品《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并在几十年后依然致力于为中美友谊搭桥。
本期《如此城市》奔流特辑邀请城市观察者吴越、历史作家乔争月，来讲述斯诺与海伦的旅沪足迹，共话中美上海情缘。
以下是播客对话部分摘选——
「斯诺、海伦与“我”的南京西路情缘」
吴越：我从小生活在南京西路街区，在这一带读中小学，从这里出发去北美读书，回国后又返回这里工作，我对这里感情非常浓厚......而从小我们都知道《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由埃德加·斯诺先生写作，是全世界最早对中国共产党与真实中国的记录。
慢慢地，我发现，斯诺先生是在二十三岁时（1928年），一个人从纽约来到上海，在南京西路活动。我从小长大的街区竟然是中美早期最重要的友谊开始的地方，让我有时空穿越之感。
乔争月：斯诺之所以来到上海，和纽约这座城市有缘。
他来华之前在华尔街赚了钱，想先周游世界一年，再返回纽约。原本他计划在上海待六个月，后来经过引荐见到了曾经任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鲍威尔，从而参加了其在上海创办的《弥勒氏评论报》的中国特刊，因此改变仅作短暂停留的计划。
1931年，海伦女士为美国矿业协会工作，需要收集关于银本位和中国的新闻。出于工作安排，她来到上海，在报纸上读到了斯诺的文章，她还和别人说觉得自己可以写得比斯诺更好。抵达后，海伦住在理查饭店(Richards Hotel)，第二天去美领馆报到时，副总领事问她想不想认识斯诺，马上打电话约在了沙利文咖啡店（Chocolate Shop）。据说，这里是上海第一家能卖冰淇淋的店，非常受欢迎。
副总领事故意跟斯诺说，这位小姐“又胖又老但有钱”，其实海伦非常漂亮，有一张像月亮一样的脸，一双蓝眼睛，穿着时尚。斯诺在印度染病，刚回来，很瘦，穿着不合身的白色西装。
两人一见面，海伦有点失望，但觉得他眼睛温暖、很有魅力。两人互相吸引，第二年就结婚了。斯诺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如果不是遇到海伦的话，可能1932年就会离开上海，也就没有后面的《西行漫记》。这两个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调研，认识中国真实的模样。
吴越：同样在1931年，同样是沙利文咖啡馆，斯诺结识了宋庆龄女士。两人成为朋友后，宋庆龄还带斯诺去了她在香山路的住所，那里藏书非常丰富。宋庆龄不仅帮助他更好地认识中国形势，后来还帮他安排了1936年去延安行程。没有她的安排，一个美国记者是难以抵达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根据地的。可以说，斯诺没有这些早期在上海的遭遇，就没有后来那些影响世界的报道。
《西行漫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那种深入的观察。他和海伦·斯诺这一对新闻伉俪，最让人佩服的是那份执拗。他们一定要实地采访到这些共产党人，前后前往延安，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一同劳动，一待就是许久，将这些内容如实记录下来。
所以书中写到的领导人，每个人都极鲜活：窑洞里是怎样的陈设、多么的简朴，连那张著名肖像——头戴红军八角帽的那张——都是他们亲自拍摄的。
吴越：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一度冷却。斯诺分别在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返回中国，第三次返回时，他还登上了天安门。三次返华后，斯诺留下了《红色中国内幕》,是继《西行漫记》后的第二部重要作品，提供了关于新中国的信息。
而尼克松访华，基辛格破冰这些事情发生在1972年，斯诺先生的访问在前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中美建交之前，斯诺就是中美友谊联结的桥梁。
每次返华，斯诺都会在上海故地重游。他住在曾经的沙利文咖啡馆对面的麦特赫斯脱公寓（Medhurst Apartments）（今泰兴大楼）。我小时候在茂名路读书，记得尼克松访华时住锦江饭店，当时车队会经过我们街区，所以学校不让我们出门。
后来，我才知道，融冰之旅前，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总统专机不能直飞北京，需要在上海换乘。《上海公报》便是在锦江饭店签的，其庆功宴在展览中心背后的友谊会堂。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城市迅速更新，其中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波特曼酒店，1990年建成投用。这得益于邓小平先生访美时与波特曼家族的渊源。
而如此种种都围绕着当年斯诺的生活半径展开，中美关系又在此圆满起来。当我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后，才发现这件事有多震撼，仿佛穿越到了同一个时空，真切地触摸到前辈们的故事。
「上海美国文化地图：Art Deco与建筑」
乔争月：其实上海本身就有一份“美国文化地图”。美国文化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建筑，至今仍在。比如，当年的美童公学；还有两处美国人俱乐部——一处是邬达克设计的花旗总会，在福州路上，最近正在修缮，我进去看过，内部其实是中西合璧的;另一处是我们最熟悉的“上生新所”，它原先叫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带明显的体育总会性质。此外还有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原来的沪江大学。这些都可以算作美国文化在上海的早期足迹。
以及，胶州路上当年极负盛名的万国殡仪馆其实是由一位纽约的殡葬师带到上海的，万国殡仪馆由此创办。它几乎至今影响着，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这套殡葬方式。中国人平时不太愿意谈死亡，而传统丧葬和今天人们所熟悉的这种形式，又不是一回事。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随都市生活一同舶来的生活方式。上海许多重要人物如鲁迅、阮玲玉的最后一程，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位于申报馆旧址建筑内的《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的一个房间（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与上海同样渊源颇深。2025年是《纽约时报》驻华分社创办100周年，1925年分社诞生在上海，他们请我参与考证这段历史，找寻其在沪痕迹。
那年，罗斯福总统侄儿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正游历亚洲。恰逢孙中山先生逝世，他判断中国即将发生巨变，便力劝报社设立常驻驻华分社，而非仅仅摘编别家稿件。
1925年前后，分社起初请密勒（Thomas F. Millard）兼职给《纽约时报》撰稿，此后又陆续有多任知名记者从纽约前往驻沪。其中一位叫阿班（Hallett Abend），就住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Broadway Mansions），他还写下了一部详尽的回忆录。
而我们熟悉的申报馆旧址，经考察就是当年其办公地址。
2015年，装饰艺术风格90周年纪念的世界大会在上海半岛酒店举办，全世界来了200位装饰艺术专家和深度爱好者。去年是装饰艺术100周年。
1925年，巴黎塞纳河两岸举办了一场装饰艺术博览会，这一风格由此从巴黎吹向世界各地。有趣的是，它虽然在欧洲并未广泛流行，却在美国的纽约、芝加哥与中国上海，大放异彩。拉斯洛·邬达克（László Ede Hugyecz）是著名的Art Deco风格外籍建筑师，他在1918年留下了相当多的建筑作品。1929年前往纽约和芝加哥考察学习，最后在上海设计了近百个单体建筑，国际饭店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的上海和纽约一样，有一种强大的"引力"，把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都吸引过来了。我看过一本书，叫《上海与华北人物志》（《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里面收录了当时活跃在上海的杰出人物，中国人、外国人都有，涵盖各行各业。我仔细翻看他们的履历，他们来到上海，几乎都是因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机会。在上海发展的黄金岁月中，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有些人最初像斯诺那样，只打算待几周，结果却在这里找到了人生和职业的舞台，最终留了下来，和上海人一起建设这座城市，甚至成为“上海人”。
而之所以上海、纽约等城市会成为装饰艺术的广泛实践地，跟经济、效率有关系。古典主义是铺张浪费的，但装饰艺术风格简洁、高效。因为它的细部可以用模具批量生产，不用太多手工，好看，成本可控，而且高楼大厦和装饰艺术的结合，堪称是天作之合。
克莱斯勒大厦与和平饭店顶部
如外滩和平饭店（今沙逊大厦），原来的建造方案并不是这样的——建到一半的时候，装饰艺术的风已经刮过来了。当时人们觉得，新古典主义那种横向构图、中规中矩的老套路已经"过时"了。而整个追求经济的利益驱动加上审美的转向，都在呼唤一种"向上生长"的东西——竖向构图，充满力量感。装饰艺术风格恰好具备这些特质：它有工业感，摩登，辉煌，漂亮，与一座正在繁荣城市的气质完全吻合。
而装饰艺术风格内部也很复杂，有很多分支。早期是几何的、放射状的，晚期出现了流线型，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纽约有纽约的装饰艺术风格，迈阿密则有一种海滩风格。
迈阿密Artdeco
我们中国上海同样有属于中国的装饰艺术风格，许多建筑师投身其中。
有一位建筑师，叫李锦沛（Poy Gum Lee）。他在纽约唐人街长大，在纽约接受教育，然后1920年来到上海，把在纽约学到的建筑经验用在了上海的实践中。他参与了当时青年会建筑的设计，包括外滩源女青年会大楼。这座中国元素比中国本土建筑师设计的还要浓郁。
他后来又回到纽约，把在上海积累的建筑实践带回了纽约唐人街，被称为"唐人街第一个真正的建筑师"，留下了很多经典作品。
外滩源女青年会旧址建筑
纽约华埠多幢中国风建筑均出自李锦沛之手，如宝塔剧院和金劳纪念碑(即华裔军人纪念碑)
还有一位是设计美琪大戏院的范文照（Robert Fan）。他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在美国念书回来。他在南京路两端留下作品，上海音乐厅原来叫南京大戏院，是他早期的作品，非常古典，而另一端则是美琪大戏院，强烈的摩登感与装饰艺术风格。
这批中国建筑师在不断思考：究竟什么是上海摩登？什么是更适合中国的建筑形式？他们这批人做了许多"中国古典复兴"的尝试，把中国传统元素和功能化建筑结合，走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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