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为什么脑机接口试验无法实现“盲法”

脑机接口社区 2026-11-17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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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机接口试验无法实现“盲法”

在针对罕见病的临床试验设计中,最终总会涉及随机化和盲法(即对受试者隐瞒其所接受的干预措施)。对于脑机接口(BCI)而言,其中一项(盲法)无法实现;了解其背后的原因至关重要,因为这并非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克服的局限性。

在9月29日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与Duke-Margolis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联合举办的罕见病统计研讨会上,一位在医疗器械专题环节发言的专家指出,他认为无法以有效且符合伦理的方式,让参与者对自身是否使用了脑机接口(即BCI状态)保持“不知情”(即无法实施盲法)。这并非源于疾病本身的特性,也与医疗器械的特殊性无关,而是取决于“效应”的作用方向。
在药物试验(以及大多数医疗器械试验)中,干预措施是作用于人体内部的。而对于植入式脑机接口,效应的作用方向则相反——是从人体向外部世界传递。参与者要么成功移动了光标,要么没有。



盲法无法实施时

哪些方面会受到影响

其后果远不止无法实施盲法本身。没有盲法,就不存在临床均势(equipoise);这使随机化设计面临的不仅仅是不便,而是更为复杂的困难。这位发言人坦言自己没有解决方案,并邀请在场人士提出办法。

这还会影响一整类终点指标。当受试者知道自己被分配至哪个组别时,生活质量及其他患者报告测量指标就会受到应答偏倚的影响。因此,这些终点所产生的证据确定性,低于在实施盲法的药物试验中使用相同测量工具所能产生的证据确定性。对于一项全部价值主张都建立在主观感知的功能恢复之上的技术来说,这是一个棘手的处境。

按照这位发言人的观点,仍然可以采用的办法包括:由于随机化无法发挥控制混杂因素的作用,控制混杂因素就变得格外重要;可以进行短期交叉评估,在脑机接口开启(BCI-on)和关闭(BCI-off)两种条件下评估同一名受试者。去中心化评估在这一领域的重要性也可能超过大多数其他试验,因为通信设备应当在使用者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接受评估,而不是在经过精心安排的实验室里。设备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取决于其使用情境。



速度和准确率不等于临床获益

第二个方法学问题在于,该领域的技术文献一直致力于优化某些指标,但这些指标并不是监管机构所需要的终点指标。

解码速度和准确率是必要的,但它们不等于交流,也不等于临床获益。行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特定的速度和准确率转化为能够得到证实的获益。这是一个不同的主张,需要不同的证据来支持。

随后发言的一位医疗器械开发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准确率是必要的,但准确率并不等于交流。一款设备能否让一个人向另一个人传达信息,并使对方理解,取决于具体情境。与朋友之间快速交流时,许多信息可以通过双方共享的背景来传递;而在与临床医生会诊时,特定信息必须完整无误地传达,两者对设备提出的要求不同。她认为,理解这些情境本身就是界定终点指标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留到以后再解决的细节。

贯穿上述问题的还有评估时间的选择。对于一种不同个体的疾病进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疾病,何时进行评估本身就是一项会产生后果的设计决策。



该领域尚未达成共识的“适应症”问题

会上提出的最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不是狭义上的统计学问题,而是这些器械究竟适用于什么。

脑机接口针对的是功能缺损,而不是潜在的病理改变。按照这位发言人自己的界定,它甚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疗。而它所针对的功能缺损——运动控制能力丧失或言语能力丧失——存在于许多彼此无关的疾病中。

这使人们真正开始关注一种不依赖病因的适应证(etiology-agnostic indication):依据功能缺损而非具体疾病来界定适应证。据这位发言人所述,该领域仍在研究这种做法涉及的统计学问题。

这还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颠倒了罕见病领域通常面临的样本量逻辑。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罕见病,但从脑机接口的角度看,它却是一种患病人数相对较多的疾病。比它患病人数更少的疾病,包括一些不常见的共济失调,其患者数量少到——正如他所说——简单的亚组分析无法覆盖这些情况。



早期可行性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

Paradromics 介绍了其 Connexus 脑机接口早期可行性研究 Connect-One 的设计。真正有价值的,与其说是器械本身,不如说是该公司表示希望借助这项研究弄清楚什么。

Connexus 将搭载400多枚电极的皮层模块植入皮层表面约1.5毫米深处,其技术建立在学术研究中已经使用了20年的犹他电极阵列(Utah array)基础之上。一根导线经隧道路径连接至植入体内的收发器;该内部收发器通过光学方式连接外部收发器。外部收发器为系统供电,并将神经数据向外传输至下游计算单元,由解码器将意图表达的言语转换为合成音频或屏幕上的文字。手术流程被有意设计为神经外科医生在植入脑深部电刺激系统时所熟悉的步骤:开颅、导线经隧道置入、建立皮下囊袋。通过静息态和任务态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定位言语相关区域,以确定电极阵列的植入位置。

Connect-One 首先是一项安全性研究。其还拥有两项 FDA 突破性医疗器械认定(Breakthrough Device Designation):一项针对想象中的语言和言语解码,另一项针对与数字设备的交互。

但该公司将这项研究的真正任务定位为:为后续关键性试验(pivotal trial)开发终点指标。这种定位正是可供其他研究借鉴的经验。

这项可行性研究被用于明确以下事项:

1、是否能够构建解码器

通过目标词语已知的模仿任务(copy tasks)形成训练循环,逐步扩展词汇和音素,并不断迭代,向自由文本输出推进。由于预期表达的内容已知,因此可以对数据进行标注。

2、受试者个体内变异性

皮层内脑机接口能够从每名受试者身上产生数量非同寻常的大量数据。这种数据深度使该公司能够在尝试表征人群之间的变异性之前,先表征同一个体内部的变异性。

3、解码器需要多少次重复

以及所需的重复次数是否因词语或音素而有所不同。

4、合适的评估时间点

在可行性研究中对评估时间点进行检验,而不是到关键性试验阶段才将其视为既定条件。

5、是否需要修改测量工具

可行性研究阶段可以对现有问卷进行调整,然后在后续研究中为经过修改的终点指标提供依据。

6、如何界定应答者

将技术测量指标和患者报告结局整合起来,在单个受试者层面定义何为成功。

她最后强调了三点:利用可行性研究检验终点指标,而不仅仅是安全性;充分利用这项技术特有的受试者个体内数据深度;在关键性试验阶段,应预先规定相关事项,了解自身能够实现何种程度的重复验证,并坦诚面对不确定性。



30名受试者

以及之后的一切

谈到样本量时,医疗器械专题环节的表述十分直接。该领域的关键性试验规模可能很小,或许只有约30名受试者,特别是在多项早期可行性研究已经产生证据的情况下。

这种规模的研究能够发现发生频率较高的安全性事件;如果随访时间足够长,还能够展示器械在研究人群中的表现轨迹和稳定性。但它无法发现罕见事件或罕见的器械缺陷。这不是能够通过改进30人试验设计来消除的不足,而是一个算术问题。

因此,证据收集的负担被推向上市后阶段,而这位发言人明确表示,理应如此:对受试者的随访不应仅持续12个月或两年,而应尽可能长;研究结束后,还应通过登记系统继续追踪受试者。对于面向极小规模患者人群、需要永久植入的器械而言,证据的收集工作并不会在获批时终结,恰恰相反,这仅仅是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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