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做转化｜2万项成果、3500次对接，将“国之重器”创新势能转化为澎湃动能

整合2万余项科技成果

促成3500余项技术对接

为军工领域输送58名技术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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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专员吴凌

从业8年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将“国之重器”的创新势能

转化为驱动市场前行的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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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成都工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工创科技”）于2018年11月成立，由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引入落地成都高新区菁蓉汇西南技术转移聚集区。作为国家军民两用技术交易中心成都分中心的运营管理方，成都工创科技致力于为军工院所、高等院校和科技型企业搭建技术转化的桥梁。

在总经理吴凌的带领下，成都工创科技构建了涵盖科技成果评价、技术展示交易、资质服务等全链条服务体系。日常工作中，吴凌团队既要高频次对接军工院所和企业的技术需求，又要着力打造专业人才队伍。通过“内培外引”模式，公司组建了一支由内部骨干和军工专家组成的技术经理人团队，并定期举办专业培训活动，搭建院所与企业间的沟通平台。

从业8年，吴凌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累计整合科技成果2万余项，促成技术对接3500余项，组织包括高级技术经理培训在内的6场技术经纪人专项培训，为军工领域输送58名技术经理人，举办或参加“校企双进”“科创天府·智汇蓉城”等成果对接活动超百场。

TA的转化日记

“做成果转化，必须从‘信息中介’到‘解决方案提供者’转型。”

凭借多年行业深耕，吴凌敏锐地指出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存在的短板。在他看来，多数机构仍停留在基础的信息对接层面，亟需提升技术评估、商业策划等全流程高端服务能力。

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吴凌已构建起一套服务体系。他认为，熟练掌握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是服务的首要前提。“合理利用好政府工具，比如科创券、税收减免等，能为企业或创业团队提供真金白银的帮助。”吴凌说道。

例如，在服务AGV防爆铠甲系统这个项目时，团队全程协助院所完成技术合同登记，最终帮助其获得税费减免。吴凌表示，“这个项目涉及的技术交易金额达到800多万元，按照政策规定，500万元以下的技术交易可以免征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超过500万元的部分则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通过合理利用政策，为院所节省了可观的税费支出。”

除了精通政策，成果转化机构内部还要形成系统化运作机制。

“首先要建立成果筛选评定标准，确定成果的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吴凌表示，“其次，根据成果与市场的成熟度差异，精准匹配转化方式。”

此外，激励分配机制是决定高校院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吴凌举例道，“川大、电子科大老师的成果转化概率能达到90%，但部分军工院所目前只能到50%。”

他认为，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各方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为高校院所设计科学有效的激励方案同样至关重要。

从“信息中介”

向“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转型

在国防科工领域，成果转化始终以服务武器装备研发为核心，实战导向性尤为突出。吴凌指出，“相较于其他领域，国防技术成果应用场景明确、成熟度高，产业化更具优势。”

不过，国有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以传统的技术许可为主，如作价入股等更加市场化的合作模式需破解国有资产管理、交易程序合规等环节，这也对服务机构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吴凌以团队曾推动的某院所CVD金刚石涂层技术转化举例。该技术在线材加工领域应用广泛，该院所因资金短缺亟需融资1000万元扩大生产。经过需求挖掘，团队匹配到了广东某企业，其新材料业务领域与该技术高度契合。

“在推进该项目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国有科研院所在作价入股政策方面的滞后性。”吴凌介绍，当时国有资产管理对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考核机制尚未完善，特别是缺乏对单一项目的容错机制。这意味着科研院所领导在决策时承担着较大风险。

“敢于签字推进转化的决策者和科研人员，都需要有极大的决心。”吴凌介绍，“我们不仅要完成技术对接，更要协助院所设计合规路径，推动建立领导干部的容错免责机制。”

经过反复磋商，吴凌团队最终创新设计了“技术作价+现金入股”的合作模式。历经4个月的多轮谈判，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这一合作解决了院所的资金困境，也成为了军工技术民用的成功范例。

这一案例背后，也折射出成都市在创新生态建设方面的持续探索与突破。吴凌认为，近年来，成都逐步构建起覆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到产业落地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同时，在军民融合战略深化和国防科技成果管理政策持续优化的双重驱动下，国防科工科技成果转化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明显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