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自己人生的CFO？

系列引言

BCG亨德森智库近期展开老龄化社会的系列研究，探寻全球老龄化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 “十五五” 开局之际共谋中国老龄化治理的特色之路。

此前我们已深入剖析健康与消费议题，本系列将继续聚焦银发社会的另一核心命题——财富，探讨如何以一生的财富积累守护长达 30 年的退休时光。这不仅关乎个体晚年的尊严与自由，更攸关家庭代际平衡与社会稳定的深层肌理。站在人生财富长坡前，养老财富规划早已超越“选择题” 范畴，成为每个人的“必答题”，让我们共同启程，在生命周期的坐标系中，绘制属于自己的银发财富蓝图。

养老金融的内涵

BCG整理并吸收国内外对养老金融的界定逻辑，将养老金融分为养老金管理、养老财富管理、养老生态金融三个层次。其中，养老金管理是面向养老三大支柱体系提供账户管理、投资管理等金融服务；养老财富管理包含以养老需求为导向的所有财富管理金融服务；养老生态金融主要指为养老产业提供的多元投融资服务。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金融体系中，养老金管理是基础，养老财富管理是补充，养老生态金融是支撑，三者形成有机的整体。

“生机盎然的银发社会” 系列对银发财富的呈现，将紧密围绕养老财富管理展开。本篇聚焦大众对养老金融的认知，探讨如何成为自己人生的 CFO；后续篇章则深入解析养老财富管理的产品服务创新与机构格局。

何时该启动养老资金准备？

随着 “421 家庭” 结构（4 老人 + 2 父母 + 1 子女）的普遍化及社会竞争压力加剧，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人们的养老观念正从 “养儿防老” 向 “自主养老” 加速转变。调研数据显示，60%的受访者（覆盖全年龄段）已开始尝试养老规划，但未规划者仍占四成，其核心障碍集中于三大层面：缺乏可靠的规划渠道、欠缺专业知识储备、因工作生活忙碌而无暇顾及¹。值得关注的是，即便未涉足养老规划的人群，也普遍对“子女养老”模式持怀疑态度，尤其在长寿时代来临的背景下，认为需依赖自身储备应对晚年生活。

尽管养老意识逐步觉醒，养老金融工具的实际使用率仍显著偏低：调研显示，超过55%的受访者尚未配置任何养老金融产品（含个人养老金）²，多数人仍停留在 “攒钱养老” 的初级阶段，对专业化、多元化的养老财富管理手段认知不足。

养老资金准备

为何“越早越好”？

调研显示，中国国超半数受访者认为“37—40 岁”是启动养老规划的 “合理年龄”³，但事实上，养老规划是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动态工程，越早布局越能占据三大核心优势：

复利增值的“时间杠杆”：早期小额投入借助复利效应，可实现低压力积累、高回报收获。
轻负债期的“资金红利”：25—35岁区间通常是个人财务负担最轻的阶段（无子女教育压力、房贷尚未大额支出），可支配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更高，中年后财务压力显著加剧。
老年生活的“自由选择权”：尽早达成养老储蓄目标，意味着老年生活有更多选择权，既能在职业领域探索更多样的发展路径，亦可在健康活跃期解锁更丰盈的人生体验。

退休前要攒多少钱才够？

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2024年研究显示，退休所需的理想储蓄金额持续攀升，美国人预计需近150万美元实现安稳退休，而中国受访者普遍认为退休前的储蓄目标在200—300万人民币区间。公众认知差异的背后，是退休储蓄测算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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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0岁，年收入20万元的白领，退休后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

第一步，锚定退休后支出基线：退休首年年支出=当前年收入×收入替代率×{(1+通胀率) ^距离退休年数}。专家普遍建议，退休后需维持退休前收入的60%—80%以保障生活水平，因为退休后可以省去一些开支，例如与工作相关的通勤费、无需再为退休储蓄等。但这个比例具体是多少，还要取决于个人对退休后生活品质的要求、是否有贷款等具体情况，且高收入者替代率更低。假设一个人当前30岁，年收入20万元，退休收入替代率（即劳动者退休后的收入占退休前工资性收入的比例，可反映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维持能力）70%，通胀率3%，60岁退休，则退休首年的资金需求大约为34万元。

第二步，计算退休后的年收入，包含社会养老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投资收入、其他收入（如房租、兼职收入等）。

第三步，计算差额即为养老金缺口。假设退休后年收入18万（预计每月1—2万的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具体金额取决于养老金政策、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企业年金投资回报率等因素），则退休后首年资金需求中的16万元需要通过个人养老储蓄及投资的方式进行补充。

第四步，计算退休后总需求的现值。

方法一：假设退休后每年额外的资金需求固定为16万元，资产收益率3%，通胀率3%，预期寿命85岁，根据通胀调整后的现值公式测算，退休时需攒约400万元。如果从30岁开始为退休储备资金，60岁退休，期间年投资收益率4%，则每年需储蓄约7万元。
方法二：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理论可供参考，1994年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威廉・班根曾提出“4%原则”，即退休第一年从储蓄本金中提取4%的金额作为生活费，之后每年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提取金额，这样的策略可确保退休金在30年内不会耗尽。根据“4%原则”对上述案例进行简化测算，退休储蓄金 = 退休首年净支出 ÷4%，依然假设退休首年净支出16万元，则退休时需要储蓄的金额在400万元左右。

案例2：30岁，年收入7万元的农民工，加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城市养老

假设该农民工参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但未参与企业年金（中国企业年金参保人数占具备参保条件的职工总人数比例仅 8%，农民工群体中更低），60 岁退休后基础养老金预计3000—4000元（以河南省为例）。假设其退休后在三线城市养老，每月租房1000元、其他支出3000—4000元，总计4000—5000元，每月约1000元缺口，即退休第一年额外需1.2万元。按资产收益率1.5%、通胀率3%、预期寿命85岁，退休时需攒约35万元。若从30岁开始储备，60岁退休，期间年投资收益率2%，每年需储蓄约9000元。

案例3：30岁，年收入7万元的农民工，未加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农村养老

2024年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仅为26.8%，假设该农民工未参加，60岁退休后基本养老金预计仅有数百元（以河南省为例）。假设其退休后返乡养老，住房成本低、消费场景少，主要支出集中在食品、医疗、水电通讯等，考虑通胀的情况下每月需1500—2500元，每月有1000—2000元缺口需提前积攒。按每月缺口1500元（即年需1.8万元），资产收益率1.5%，通胀率3%，预期寿命85岁，退休时需攒约50万元。若从30岁开始储备，60岁退休，期间年投资收益率2%，每年需储蓄约1. 3万元。如考虑晚年可能面临的失能或重大疾病，则养老储蓄压力会大大增加。

需特别说明的是，案例中的测算结果仅为理论模型推导，实际场景中以下变量将显著影响最终储蓄需求：

消费弹性差异：案例1中的测算以70%的收入替代率为基准（理论上维持生活水平的临界值），但现实中退休后消费结构常发生结构性调整。例如，非必需消费（如高端娱乐、奢侈品）占比下降，居住选择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等，均会降低实际支出规模。尤其对高收入群体而言，退休后支出占退休前收入的比例可能低于 50%。

风险敞口/其他重大资金需求：当前测算尚未考虑到重大疾病医疗（单次治疗成本可达30 万元以上）、长期护理（月均费用约5000—15000元）、代际支持（子女教育、父母赡养）及财富传承等弹性支出。实际规划中需预留20%—30%的 “安全垫”，同时考虑退休生命周期内的消费波动，初期旅游、兴趣爱好支出较高，晚年医疗康养需求激增，可采用分阶段动态测算模型。

退休时间和长寿风险：退休年纪的提前和寿命的延长都会增加退休前的储蓄压力。在案例1中，如果预期寿命从85岁延长至90岁，则退休时需积攒的金额从400万元上升至约480万元。

资产收益率：退休前后的投资收益率受市场周期与个人策略影响显著，不同投资者的储蓄需求差距大。在案例1中，如果60岁退休后的年投资收益率从3%下降至2%，则退休时需积攒的金额从400万元上升至约440万元；同时，如果30岁到60岁期间的年投资收益率从4%下降至3%，则每年的储蓄金额要提高至9万元。

大多数人无法有足够的资金储备

独生子女一代面临更大挑战

当前中国老年人的平均财富储备为26.4万元⁴，许多家庭面临养老储蓄缺口。事实上，即便对于中高净值人群，养老储备压力依然显著，泰康的调研显示，中国中产阶层维持退休后品质生活需储782万元养老资金，中高产及高产阶层则分别需要1095万元和1765万元⁵，然而多数受访者对养老所需资金量缺乏清晰认知，导致实际储备与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缺口。

作为中国典型的“三明治一代”，独生子女群体正承受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压力：

代际赡养负荷：“421家庭结构“下，一对夫妻需同时承担4位长辈的养老责任与子女教育开支，人力与经济压力双重叠加。
资产负债挤压：央行数据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房贷占家庭总负债比例超70%，独生子女群体正值房贷还款高峰期，每月可支配收入中能用于养老储蓄的部分受到挤压。
社保替代率局限：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替代率持续下降至约40%，需个人储蓄补足缺口。

对这一代年轻人而言，养老规划已非可选议题，而是必须前置的人生战略。不仅需尽早启动个人养老账户、配置商业年金等工具，建立多层次储备体系，更需关注父母辈的资产状况，通过家庭财务整合、风险保障配置等方式，帮助两代人共同筑牢养老安全网。在长寿时代，“未雨绸缪”的规划思维，将成为破解“夹心层”困境的关键支点。

中国老年人的财富构成与挑战

中国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公共转移支付：养老金、生活保障金等。
劳动收入：工资收入、副业收入等。
财产性收入：不动产租赁收入、投资收入等。
私人转移支付：从子女、亲友等获得的转移支付。

据2020年统计数据显示，老年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养老金收入（占比34.67%）和家庭成员供养（占比32.66%）⁶。近年来，随着养老金体系改革深化，政策性收入占比显著提升，而家庭成员供养及劳动性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面向未来，高龄化与失能化趋势将客观导致劳动性收入持续萎缩，同时“少子化 + 城市化”进程加深家庭结构小型化，私人转移支付能力面临结构性弱化。这一趋势要求养老资金供给必须向公共转移支付体系升级与私人财产性收入增长双轨并重：前者依赖社保制度变革与资本市场深度联动，后者需通过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强化投资者教育实现突破。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地区受限于社会保障覆盖不足，老年人对私人储蓄与自主劳动收入的依赖度高，凸显城乡养老财富储备的结构性差异。

中国老年人在养老

财富管理中的核心挑战

首先，投资工具匮乏。传统储蓄与国债等低风险工具难以抵御长期通胀，而股票、基金等权益类产品波动风险较高，缺乏兼具“持续现金流 + 抗通胀属性”的适配型金融产品。

其次，资产结构不合理。根据央行数据，房产占家庭总资产比例超70%，但不动产变现周期长、交易成本高，难以应对突发医疗、长护等刚性支出需求。

最后，缺乏养老储备意识。在高收入的人生阶段由于高消费习惯和代际负担挤压，错过养老储备关键期，使得养老金不够充足。

如何提前规划、安享品质晚年

要想成为自己人生的 CFO，系统化地为老年生活筹谋，确保退休后生活质量不降级，可从以下维度构建科学的养老财富管理体系：

进行全面的养老规划：借助专业工具或顾问，完成现状诊断、目标设定、策略执行、动态调整的闭环，包括设定养老目标、个人财务全景扫描（资产盘点、收入来源评估等）、制定不同阶段的储蓄和投资方案等。
构建风险预防体系：一方面设立养老安全垫，配置保本资金池和应急现金流；另一方面建立风险转移的防护网，配置健康险、长护险、意外险等。
激活“时间杠杆”的复利效应：养老储蓄的关键在于早启动和稳增长，应尽早养成储蓄习惯，积累养老资金。
善用政策与金融工具红利：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如个人养老金和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