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家公司靠什么翻盘成为AI时代最大赢家? |
1993年,黄仁勋和两位工程师好友坐在硅谷一家 Denny’s 快餐店里,决定创办一家做图形芯片的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有了一个今天几乎无人不知的名字:NVIDIA,英伟达。
如今,人们看到的更多是英伟达站在 AI 浪潮顶端的光环,以至于在社交网络上,当人们用 AI 去模拟黄仁勋创业期的照片时,呈现出来的往往都是一副意气风发、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但成功的路径,从来不是点到点的,其中必然有许多曲折往复。从衬衣老黄到皮衣老黄,英伟达一路走来,也经历了一连串关于方向、定位和未来的迷茫与摇摆。
英伟达最早的难题
回到1990年代,英伟达拿出的第一款产品,就是 NV1 多媒体芯片。在显卡和声卡都还不够发达的年代,这款产品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杂烩式”的野心之作:它集 3D 图形处理、音视频处理等功能于一体,看上去什么都能做。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当时,英伟达董事会成员哈维·琼斯曾问黄仁勋:“你怎么定位 NV1?”面对这个问题,黄仁勋一时答不上来。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提问。因为在90年代末,市面上已经有几十家芯片公司,刚刚起步的英伟达最需要的,其实是一把能够划开局面的尖刀,而不是一个功能看起来很多、但定位模糊,甚至技术标准还可能与主流不兼容的产品。
NV1 最终出师不利,用黄仁勋后来的话说,英伟达当时“离破产只有30天”。最后,是靠着极限赶工推出更符合主流 3D 图形标准的 Riva 128,才把英伟达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
但从那之后,另一个问题也始终留在了黄仁勋面前:英伟达到底该如何定位自己的产品,又该如何定位自己这家公司?大量阅读,是黄仁勋寻找答案的方式之一。在后来的访谈中,他曾专门提到一些给过自己启发的书,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艾·里斯和杰克·特劳特合著的《定位》。黄仁勋逐渐意识到,真正能“吸引”市场的,是一个足够简单、足够明确的信息,回头看 NV1 的失败,问题就在于它试图承载太多功能,却没有告诉市场:你到底是什么。
于是,黄仁勋给出的解法变得越来越清晰:聚焦图形芯片,并且把它做得比别人性能更高。换句话说,不是做得更广,而是做得更深。从这个意义上说,英伟达后来的逆转,是一场关于“聚焦”的修正。
1999年,英伟达提出并定义了 GPU 这一新品类。按照定位理论的说法,品牌最有力的动作之一,是抢先进入一个新品类,并成为这个品类里占领市场心智的品牌。英伟达做的,正是这件事。
GPU 与传统采用串行计算的 CPU 不同,它使用的是并行计算技术。最初,这项能力主要被用于游戏图形渲染,也正是在游戏领域,英伟达建立起了极强的存在感。如果只把这段历史理解为“英伟达靠显卡在游戏市场站稳了脚跟”,那当然没错,但也还远远不够。因为真正决定英伟达后来命运的,是黄仁勋接下来做的另一件事。
2006年,黄仁勋推出了 CUDA(Compute Unified Device Architecture,统一计算设备架构)。CUDA 给开发者提供了一套软件工具和编程接口,让原本主要用于图形渲染的 GPU,可以被直接调用来处理图像之外的计算任务。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就能把那些适合“同时处理大量重复计算”的工作交给 GPU 来做。如果借用一个更直观的比喻,那就像是:你手里原本只有一张游戏显卡,但只要按下一个开关,它就能变成一台超级计算机。
可对于当时99%的游戏玩家来说,CUDA 的价值几乎用不上;而为了支持这套架构,GPU 芯片本身的成本却在飙升。多出来的成本,最终只能由英伟达自己承担。从商业上看,这是一场代价极高、回报却远未可知的下注。
2008年,英伟达真正的危机
CUDA 的投入期,撞上的偏偏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边是 CUDA 带来的长期高额投入压力,另一边是股价暴跌、市值低迷。英伟达当时面对的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生死考验。
在迷茫中,黄仁勋开始找咨询公司帮助公司厘清方向。财务和运营问题当然重要,但对当时的英伟达来说,更关键的是战略问题——因为这决定的是它到底该把资源押在哪里,以及它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公司。而黄仁勋也再次想起了那个他曾经答不上来的问题:“你的定位是什么?”
这一次,英伟达找来了定位理论的提出者——里斯战略咨询的创始人艾·里斯,以及他的女儿劳拉·里斯,为英伟达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咨询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一个核心判断被再次强调:GPU 要尽量结合未来的增长趋势,因为它是英伟达真正的护城河,也是它区别于英特尔的关键武器。
和黄仁勋内心的选择不谋而合,和别人挤在同一条赛道上,从来不是黄仁勋的目标;他的野心一直是开辟自己的路。当战略重新清晰之后,黄仁勋也重新找回了那种并不盲目的乐观。CUDA 不再只是一个拖累利润、看不见回报的项目,它开始被英伟达视为押注未来的核心资产。
只是那个未来,彼时还没有多少人真正看见。
OIALO,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直到2012年,坐了几十年冷板凳的加拿大教授辛顿( Geoffrey Hinton )与两位学生伊利亚( Ilya Sutskever)、艾利克斯(Alex Krizhevsky),在李飞飞主导的 ImageNet 挑战赛中取得突破,沉寂多年的 AI 领域由此进入深度学习时代。而这件事之所以会和英伟达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辛顿团队当时使用的,正是两块支持 CUDA 架构的 GPU。
前面提到过,GPU 加上 CUDA,意味着这张芯片不再只是图形渲染工具,而是可以变成一个通用并行计算平台。辛顿团队的成果,第一次以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向科研界证明了:CUDA 在 AI 计算上同样有着惊人的潜力。
也正是在这个时刻,黄仁勋看清了另一件事:AI,才是 CUDA 真正大显身手的战场。他后来把这个时刻称为 OIALO——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2013年,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一封邮件:英伟达将全面转向深度学习,不再只是一家图形芯片公司。仅一个周末之后,英伟达就调整定位,成了AI芯片公司。
从那之后,英伟达不再只是“做 GPU 的公司”,而是开始把自己放到 AI 基础设施的位置上去理解。它的芯片、它的软件、它的开发生态,最终都围绕着同一个方向重新组织起来:服务下一代计算范式。至于 AI 爆发之后的故事,今天已经无需赘述。英伟达不仅站上了 AI 浪潮的中心,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这场技术革命推进的速度。
结语
如果把英伟达的发展放在更长的时间线里看,会发现英伟达不断在重新回答“我们的定位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最早的图形芯片公司,到定义 GPU;从投入巨大、长期不被理解的 CUDA,到抓住深度学习的拐点;再从芯片公司,进一步走向今天被外界概括的“AI 工厂”或“AI 基础设施公司”,英伟达一路都在向更高的维度重新定位自己。
那个当年在快餐店里创业的年轻黄仁勋,大概也未必能预料到,英伟达之后的道路会如此跌宕。
2008年,英伟达在与英特尔的竞争中股价暴跌、近乎出局,战略定位咨询在那个节点介入;而到了2026年,英伟达已经站上全球市值的顶端。十八年后,曾经提供战略咨询的里斯公司,由劳拉·里斯带队回访英伟达全球总部,与英伟达管理层一起回顾当年金融危机中,这家公司如何依靠战略穿越危机、逆势突围。
在英伟达工作二十余年的高管,也在这次回访中分享了公司的成长经历,以及黄仁勋如何把控顶层战略、推动公司不断完成自我重塑。如果要把英伟达的故事浓缩成一句话,也许就是:技术会决定一家公司能跑多快,但定位决定它往哪儿跑。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这是黄仁勋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公司都绕不开的问题。英伟达今天站在这个位置,当然离不开技术的力量,也离不开黄仁勋对未来近乎执拗的判断。但回头看,真正让它一次次从混乱中走出来、从竞争中拉开身位的,恰恰是那些关于战略定位的关键选择。
黄仁勋曾说:“悲观者会说,如果你做了,未来也不一定会来;但乐观者会说,如果你不做,未来就无法到来。我们是后者。”这也是英伟达一路走到今天的注脚:它不是每一次都看得比别人更准,而是在关键时刻,敢于先把自己放到未来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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