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吴彤
暗线（2021年5月-7月）
2021年上海车展之后的那个初夏，ADS内部同时在发生两件方向相反的事：一件指向未来，一件指向终局。
指向未来的那件事，今天有一个全行业都在喊的名字——端到端。但在2021年五六月的华为内部，它还没有名字，只是一枚被小心翼翼布下的棋子。
棋子的来历，要从陈亦伦的一块心病说起。他给自己的AI化路线分了五层，从感知、预测一路往下推，前三层有规律可循，他不担心；真正的无人区是最底下的Planning——规划控制。一个闭环的AI，能不能在自动驾驶这种对准确率、安全性要求严苛到极致的环境里起效？
完全是一个无人区。那可能是他心里压力最大的时候。
执棋的人，就是陈奇半夜飞北京请来的丁文超。
棋的下法颇有讲究。当时规控是王新宇的地盘，第一代路线是基于规则的；丁文超挂在感知团队名下，去采集人类驾驶员的驾驶轨迹数据，直接训练规控模型。陈亦伦给苏箐讲清楚了逻辑，苏箐认可，立了一个技术项目——做成了，就是红蓝军对抗，换装上阵。
陈亦伦给丁文超出的考题，是自动驾驶里最难啃的场景：钻城中村。人车混行，很多时候连人都不敢开。
“我说传统方法我认怂了，肯定搞不定，看你用端到端能不能搞定。”前不久陈亦伦和线性资本对话时说到。
数据喂到9000小时，模型像是真的学到了什么；加到1万多小时，发现很好。一套不依赖高精地图、能在城区和通往城中村的复杂路段行驶的端到端原型，在2021年的华为内部跑通了——比特斯拉公开宣传端到端早了两年。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
新技术什么时候最让人震惊？陈亦伦的答案是：当它解决了上一代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
到2021年五六月，团队已经明确向这个方向推进。按多位当事人的说法，这套东西当时已经做得“七七八八”。
指向终局的事，则藏在几条彼此独立的暗线里。
第一条线在技术团队内部。王新宇与陈亦伦，苏箐最认可的两位技术专家，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感知与规控之争，是所有智驾团队的固有矛盾。被夹在感知和规控中间的预测负责人杨旭光，日子最不好过；而丁文超的端到端，恰恰是在王新宇的规则框架之外另起炉灶，棋子越接近成熟，结构性的张力就越大。
换个角度看，技术路线之争本身也是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两派人马互相较劲、互相证伪，反而把问题逼到了更深处。没有这场架，有些瓶颈可能至今没人去碰。
第二条线，是一颗激光雷达。
极狐量产在即，用谁的激光雷达必须拍板。华为自研的第一代产品归感知融合产品部，外采的备选是速腾聚创的M1P方案。
苏箐把当时的目标感知负责人许彬叫到办公室，问：纯技术角度，自家的和速腾的，用哪个？
对方的回答留有余地，也足够诚实：苏总，你让我做哪个我就能做哪个。但如果你要求稳，肯定是速腾的。自研雷达发射功率过高，近距离噪点多，容易误刹，影响安全；速腾的产品也谈不上成熟，但有七成把握。
苏箐顶着内部压力拍板：用速腾。不过，当时也曾给华为自研激光雷达2个月的上车实验期，搞不定，只能下。为了量产，华为用自己的供应链和工程资源帮速腾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华为催熟了这款M1P，某种程度上救了速腾一命。没有用华为自研，这也是为什么极狐阿尔法S HI版的官方宣传里从不提激光雷达供应商。
（速腾、禾赛、华为、大疆在激光雷达战场上的恩怨情仇，算得上是近几年智驾供应链里最精彩的暗战。雷峰网后续会就这段故事单独成文，如果你亲历过其中某一程，欢迎来找聊。作者微信：lI__O0o）
技术上，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组织上，它留下了一个把柄。在苏箐被调离之前，自研团队曾为此事多次向上投诉，指ADS不配合催熟自研激光雷达。
第三条线，是钱。
ADS一直在赔钱。那时候一年预算10亿美金出头，ADS 1.0整个项目的预算2亿美金出头，盈亏平衡遥遥无期。后来公司层面的口径是“整个车BU到2025年盈亏平衡”。
苏箐没有签过盈利军令状，他一直反对追逐盈亏平衡的目标，认为时候未到。这在2019年、2020年上半年都不是问题。但2020年5月第二轮制裁落下，芯片不能再投片，手机业务的崩塌进入倒计时，最高层提出的目标变成了“活下去”——各产品线要么挣钱，要么收缩。到2021年年中，这股压力虽未愈演愈烈，苗头已经清晰可见。
制裁还掐住了另一处命门：芯片产能。有限的存货，优先保手机；其次保云；车BU排在最后。ADS不可能大规模放量，只能精打细算、有节奏地供应。这直接催生了后来“双芯片变单芯片”的降本动作，也为极狐的量产时间表埋下变数。
于是，车展后的内部讨论桌上，摆出了那道选择题：是继续“摸高”，还是优先“变现”？
一方认为，应该把已经相对成熟的高速L2功能尽快量产卖钱，产生现金流，甚至可以去看看矿山、港口这些场景。
苏箐反对。他的逻辑一以贯之：城区是真正的技术高地，攻克城区，高速是“沿途下蛋”的副产品；把战略资源投进为多家客户量产现有系统——那意味着海量的工程化和解bug，而非技术突破——会拖慢向更高阶能力攀登的节奏。
据知情人对苏箐当时心态的还原是：他的精力其实在奥迪、在技术摸高上，不在量产上；他胆子大，认为稍微延期也没关系，反正是业界第一家。但也有人后来复盘，如果苏箐能和最高层促膝长谈，把量产推迟一年、换一个更领先的身位，后来直接上城区，赶第一波城区，直接打爆，也许OK。
但没有人给他这个机会。这不单纯是路线之争，按观察，更深层是华为内部一种不成文的认知：苏箐适合从0到1，到了从1到N的量产铺开阶段，他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很多被苏箐带过队的人很反对这种看法。那麒麟来说，从第一代未量产一路做到麒麟9000，后来的成功正是秉承了苏箐当初打下的那些原则。（关于苏箐的早期故事，本文不再展开，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加作者微信交流，微信号: lI__O0o）
有人曾历数苏箐的缺点，但曾得到一个回答：拿100个华为主管来比，苏箐的缺点可能那99个人都有，但他的优点，那99个人都没有。所以核心是用人所长。
可惜，认知一旦形成，加上苏箐与同样强悍的余承东之间的性格张力，结局只是时间问题。
而苏箐自己，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演讲邀请，已经摆在了日程表上。
七月（2021年7月）
2021年7月，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苏箐在谈及自动驾驶技术与安全时，说了一段日后被无数次引用的话：
“机器进入人类社会和人类共生的时候，是一定会造成事故率的，讲难听点就是'杀人'。只是说我们要把它的事故概率降到尽量低。从概率上来说，这就是一件有可能发生的事。”
从纯技术伦理的角度，这段话并无硬伤，任何概率系统都无法把事故率压到零，这是行业常识。但在传播场里，“杀人”两个字配上对特斯拉的点名，是一枚不需要引信的炸弹。
风波乍起时，还有一个故事。
WAIC期间，车BU管理层聚餐，苏箐没去，让王官军代他出席，临行还交代两条：第一，不要承诺过于激进的目标，吃饭就吃饭；第二，少喝酒，喝完酒就没有把门的了。饭桌上，就苏箐不在。大家问：“苏箐呢？”没人接话。王军指了指身边：“这不，官军。”
数周之后，免职文件下发。华为的官方回应措辞严整：苏箐在参加外部活动WAIC谈及自动驾驶技术与安全时，针对特斯拉发表了不当言论，苏箐已就其个人不当言论进行了深刻检讨，但鉴于其言论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公司决定免去苏箐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智能驾驶产品部部长职务。苏箐将去战略预备队接受训战和分配。
关于这次免职的原因，雷峰网在长达数月的访谈中听到了至少四个版本：言论不当说、激光雷达站队说、量产问题单说、路线与性格冲突说。
把所有当事人的叙述放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拼图——WAIC的言论是导火索和由头，要是没想把你干掉，你怎么讲都没关系；激光雷达的投诉和积压的问题单是弹药；而火药本身，是变现与摸高的路线分歧。
苏箐自己留下过那个最有名的比喻：团队犹如“怀里揣着金元宝的3岁小宝宝”。
小儿抱金行于闹市，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是一个确定性强、上限高的业务，眼看就要成了，必然引来各方关注与各不相同的诉求。当领导层认为“赶紧卖”时，他坚持“还需再深耕”。这种对形势判断的根本分歧，加上性格的强硬，最终导致了分道扬镳。
立足不同的位置，对同一段历史还存在另一种叙述，雷峰网认为有必要并列呈现。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的说法是：当时问题单库里积压着数万个问题没有解决，合作车型箭在弦上，客户在等版本，而苏箐坚持能力没做到就不量产、不交付。他个人追求比较高，是一个非常技术理想型的人。在这种视角下，苏箐的去职不是阴谋，而是一个不肯向商业现实低头的人的必然结局。
摸高者眼中的坚持，在交付者眼中是固执；交付者眼中的务实，在摸高者眼中是短视。历史没有给这两种逻辑同台验证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被免职的苏箐表现出一种近乎反常的平静。文件下发后，王官军担心的去办公室看他，有句原话是“既然发生了，苏总要想开点”。苏箐反问：“你看看我现在是想不开的样子吗？”
他当时确实表现得很放松。按王官军的理解，与其在巨大压力下苦苦抗争，这一纸罢免令对苏箐反而是种解脱。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而仅仅是半年之前，在吸引王官军加入ADS时，苏箐还说过另一句话，说他打算再干十年，“官军，我们一起在ADS做到退休。”世事无常，现实与理想在那一刻的碰撞真叫人唏嘘。
兄弟们的感受完全是另一回事。“完了，这下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相当于在势头最好的时候把带头的人干掉了。”
多年以后，他们给那种失落感找到了一个更准确的表述：苏箐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精神领袖那股气没了，团队的氛围就变了。
还有一个细节，足以为这个黄金时代做注脚。苏箐在任时，坚决不让团队签竞业协议。HR提过很多次——感知团队基层员工流动率高，每年百分之一二十。他的回答始终是：不签，来去自由。他的坚持源于他说过的另一句话：“他希望ADS是一个研发圣地，简单、单纯、聚焦做出最好的产品，能够让优秀人才趋之若鹜。”他走之后，竞业协议很快铺开，半年、一年半、两年。“大家照样走，而且高级别的员工的离职愈演愈烈。这些都是管控手段，根上就不是这个问题。”有人这样说。
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事情经过终于可以摊开。据知情人士透露，苏箐在WAIC 2021上说那番话的原因是，当时车ADS内部要大干快上量产兑现的呼声已经不受控，而苏箐认为系统还需要高强度打磨一年才能在安全上兜住底线。那番话的初衷是为了给内部“降温”，也算达到目的了。
2021年7月的这道免职令，是华为智驾史上最清晰的一道分界线。线的这一边，是一个由技术专家话语权、灰度信任和近乎天真的技术理想主义构成的两年；线的那一边，是量产、变现、人才出走、巨头收购谈判桌，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华为智驾。
收购（2021年下半年）
苏箐走后，李文广、赵芊接手ADS，向余承东汇报。余承东刚过来时，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给大家打气，言语中带着他标志性的自信，半开玩笑地说他做的东西从来没有失手过，从来都超额完成，手机都差点做成世界第一了，后来是被美国制裁搞成了"Others"。
言下之意，对智驾业务也志在必得。
新班子做的第一件事，是暂停城区项目和Robotaxi，集中全部资源攻坚高速量产。王官军当时建议，至少用例行测试把已取得的城区能力“看护”住——One Track的主线天然同时包含高速和城区，合入新特性时把城区用例跑一跑，能力就不会退化，代价不大。
但团队的重心确实完全转向了高速。
这步棋的代价，要到2022年小鹏宣布首发城区功能时才显现：团队紧急拉出分支重新攻关，最终在深圳突击两个月，赶在小鹏发布六天后推出城区功能，算是“截胡”成功。这便是外界感知那段时间华为战略似乎摇摆的原因：一会儿抢攻城区，一会儿又重点强调高速与无高精地图，其根源正是这次战略重心的转移。
而在所有这些之上，还悬着一桩更大的未竟之事：华为和大众之间那段差点成功的收购往事。
2020年下半年两家开始谈，一开始压根不是合资，而是把团队卖过去。
因为为在华为高层内部，关于智驾这个事做还是不做，一直都是有几派声音在讨论，有些人主张把它卖掉，有些人主张华为就应该去做车。这是高层之间的一些博弈。但如果卖出去，相当于曲线解决美国制裁，是可以推进的。
当时是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和大众集团时任CEO赫伯特·迪斯在谈。条件谈得非常深入：大众以30亿欧元的价码，收购华为智能驾驶业务的核心资产，外加4年的知识产权共享，华为ADS向大众输送一个四五百人的完整智驾团队。
但谈判持续了很久，最终失败告终。关于原因，普遍说法是谈判时间太久、加上华为预期价格更高一些。这后来才引出了大众与地平线成立合资公司“酷睿程”的故事。
但这桩未成的交易，在华为内部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要输送团队，就必须有一份名单，明确谁去、谁不去。
非常不幸，那份名单上有四五百号人。而在大名单里，还有一个更核心的短名单，大概三四十个人，囊括了各个方向最顶尖的技术骨干。内部戏称“短命单”。名单上的人，在此后的岁月里，将以各自的方式体会到被画了圈的滋味。这份名单后来还成了ADS管理离职率的工具：进了短名单的人不许从ADS离职，想走只能转去别的部门。
与此同时，量产的时间表也在失守。
搭载华为全套方案的极狐阿尔法S HI版，最初计划2021年第四季度SOP，最终推迟到2022年5月。
延期原因复杂：一方面是车本身的问题，华为提供的电机、转向系统出过状况，芯片产能又被制裁掐着；另一方面，自研激光雷达的成熟度把整个时间表卡得死死的。这个意外的延期，客观上为新领导班子争取了一些调整和缓冲的时间。
历史在这里露出了它惯常的反讽：苏箐为了量产稳妥而力排众议选下的那颗激光雷达，先是成了投诉他的罪状，最后又成了拖住他身后那班人的锚。
江湖再见
现在都说华为成了智驾的黄埔军校。但有个假设：如果这些人没出去，华为智驾会发展成什么样？
“但不可能不出去。”一位当事人对雷峰网说，“天下大才都是烈马，这几个人能攒在一起，太难了。能共事一段，做出点事，就已经是奇迹了。”
尽管他们离开，但很大程度上，他们走得很放心。
陈亦伦留下的，是那句“第二名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断语，和一整套被行业沿用至今的感知架构。他还留下了一个迟来的反思：他离开时，自动驾驶团队已经1500人，“但我能感受到我们团队推事情最快的状态是300人，几乎把90%的进度条都推完了”。两三百个单兵能力极强的人全连接地协作，能产生乘数效应；超过一定人数就必须分层，而一旦分层，本可以亲密无间的人，立场就转化为组织的立场。这个观察，日后会成为又一代创业者的组织信条。后续雷峰网“左林右狸”公众号将推出《我所知道的陈亦伦》。
陈奇留下的，则是另一种不可替代。底下很多同事对他表达感激：“当时ADS的每个核心成员都不可或缺，如果没有陈奇进行缓冲，团队可能因压力过大而崩溃；如果没有官军总建立质量体系，产品版本就会失控。”在苏箐高压的领导风格下，这位研发部长用自己的宽厚，为一支绷到极限的队伍充当了减震器。后续雷峰网“左林右狸”公众号将推出《我所知道的陈奇》。
王官军留下的，是一套至今仍在运转的工程体系，和一个被反复讲述的背影。苏箐2021年7月被调离，所有人都知道王官军是苏箐的人，他肯定要走。但苏箐走后很长时间，王官军还是带着大家往前冲，晚上拉着大家开会，该干什么干什么，一点没撂挑子。他是军人家庭出身，做事很正派。他自己离开时，还给新领导班子做了一套PPT，讲团队当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接下来要怎么做、要抓住哪些关键的人。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已在“左林右狸”公众号推出，欢迎朋友们关注。
苏箐留下的东西最多，也最复杂。一支被他亲手攒起来、后来散作满天星的梦之队。
离开华为时，他买了一辆阿维塔——座舱芯片是麒麟，自动驾驶芯片是昇腾，运行的系统是ADS，他的三件作品集成在同一辆车里，那是他“超级单品”梦想的现实载体。
真正懂他的人这样评价：苏箐是一个在战略、技术与执行层面都极为罕见的复合型奇才。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就是能把手里一手不太好的牌——有限的人力、资源，玩到极致，在这一点上特别像乔布斯和马斯克。
他的方法论有迹可循：做智驾学特斯拉，做汽车锚定苹果，做昇腾锚定英伟达——锚定最优、深度研究、彻底学习、坚决执行。
“学就要1:1复刻，而不是学个皮毛。”
他是一个攻山头的大元帅，目标明确，不惜代价要把战略要地拿下来；而陈亦伦、王官军与他互补，一把手抓主要矛盾攻坚克难，二把手抓全局查漏补缺——这又说到华为经典的“狼狈为奸”组合。
而2021年7月之后的故事，一点也不比之前平静。
问界量产的硬仗，数据闭环这个最隐秘的胜负手，感知和规控在AI时代的此消彼长；以及华为智驾如何在失血与重建之间，走向另一种意义上的“遥遥领先”。
话不多说，江湖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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