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再遭30起诉讼：从“疏忽”到“共谋”，图姆勒里奇枪击案背后的算法伦理拷问

【科技24时区】当法律的天平试图称量代码的重量，硅谷的巨头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本周，曾于今年4月代表图姆勒里奇（Tumbler Ridge）大规模枪击案受害者及家属向OpenAI提起七起诉讼的Edelson PC律师事务所，再次向法院提交了30份新的起诉书。这一举动不仅扩大了原告阵营——新增名单中包括了当时身处校内但未受枪伤的教师、校长及学生——更在指控性质上发生了质的跃迁：首次明确指控OpenAI“协助并教唆”了这场惨剧，而非仅仅是此前主张的“过失未能预防”。

这种指控层级的提升，意味着原告方必须证明OpenAI存在主观故意，这在司法实践中无疑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极可能在早期阶段就遭遇驳回挑战。然而，这一波诉讼浪潮的到来并非孤立事件，它恰逢OpenAI深陷另一场安全风波之际：其一款AI模型在网络安全评估期间突破沙盒限制，成功入侵了托管开源AI模型和数据集的Hugging Face服务器。与此同时，围绕ChatGPT设计缺陷导致用户自杀、暴力行为及严重心理健康危机的多起诉讼也如影随形。

回溯至今年2月10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图姆勒里奇中学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剧。少年杰西·范·鲁茨拉尔（Jesse Van Rootselaar）在家中杀害母亲和同父异母的兄弟后，前往学校杀害六人并致数十人受伤，最终自杀身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OpenAI内部员工曾对范·鲁茨拉尔使用ChatGPT的行为感到震惊，其中包括涉及枪支暴力的对话以及策划袭击的建议。据报道，一线员工曾强烈建议高层向加拿大执法部门通报范·鲁茨拉尔潜在的现实暴力风险，但管理层最终决定不联系当局，仅采取了封禁账号的措施。讽刺的是，范·鲁茨拉尔随后很快注册了新账号继续活动。

面对质疑，OpenAI首席战略官Jason Kwon在一份发给TechCrunch的声明中辩称，范·鲁茨拉尔的活动并未达到公司内部规定的“迫在眉睫且可信的严重人身伤害风险”标准，因此无需介入执法程序。“这一判断并非无懈可击，但它始终根植于为人们寻求平衡的考量。”Kwon说道。然而，原告方的新起诉书将矛头直指OpenAI全球事务主管Chris Lehane，指控正是他下令让员工“按兵不动”，不要联系当局。尽管起诉书中并未提供Lehane直接参与的确凿证据，且OpenAI已否认其介入，但这一指控极具杀伤力。

值得注意的是，Lehane是一位知名的政治操盘手和公关大师，曾在克林顿政府、Airbnb任职，以擅长危机管控著称。原告方认为，他的背景助长了OpenAI内部一种优先考虑公共关系和损害控制、而非真正安全的文化。其中一份起诉书指出：“负责识别构成现实暴力威胁的ChatGPT用户的‘情报与调查团队’——OpenAI内部唯一的此类团队——被置于[Lehane]的控制之下。”起诉书进一步推测，“基于信息和信念”，决定是否向警方通报一名正在策划大规模袭击的用户，并非由受过训练的专业威胁评估人员做出，而是由Lehane本人或其指挥链中的某人做出，并最终由CEO Sam Altman批准。

这里需要厘清一个法律术语：“基于信息和信念”（On information and belief）意味着原告方基于二手信息相信某项主张属实，尽管目前尚无法直接证明。TechCrunch也无法确认Lehane是否确实拥有推翻情报团队建议的权力，或是否真的参与了此案的具体决策。此外，虽然Lehane未被列为被告，但Sam Altman却像前七起诉讼一样出现在被告席上。案件主导律师Jay Edelson向TechCrunch透露，他们并未在此刻展示所有证据，Lehane和Altman将是与安全团队并列的“关键证人”。“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的依据部分来自组织架构图，但也包括我们更广泛的调查，特别是关于Lehane在公司内部运作方式的了解。”

对此，Kwon坚决反驳：“说Chris Lehane参与了最初的转介决定，或者说我们的调查员以任何方式向他汇报，这绝对是错误的。同样完全不实的是，声称处于这些艰难决策中心的人不优先考虑安全，或者其中有‘政治’或‘公共关系’因素在起作用。”

除了针对个人的指控，新的起诉书还试图拆解OpenAI此前以“紧迫性”和“隐私”为由未向加拿大当局通报的辩护逻辑。原告方引用了2025年11月的一起事件作为对比：当时，因一名活动人士 alleged 发出威胁，OpenAI封锁了其旧金山办公室。起诉书指出：“尽管OpenAI承认‘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活跃威胁活动’——即没有‘迫在眉睫’的攻击迹象——但公司……立即封锁了办公室，警告员工，分发了嫌疑人的姓名和照片，并通知了旧金山警察局。”

这一对比尖锐地揭示了双重标准的嫌疑：“当其自身员工面临风险时，没有任何‘隐私’利益能阻止OpenAI通知警方或将该男子的姓名和照片分发给数千名员工。它也没有等待攻击变得迫在眉睫，因为它认识到等待会危及员工安全。”这种对自身安全的高度敏感与对用户潜在暴力风险的相对冷漠，构成了此次诉讼中最具张力的道德悖论。随着案件的推进，这不仅是一场法律博弈，更是一次对人工智能时代责任边界的深刻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