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郭英姿
文|巴芮 郭英姿

Part01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对董科含来说,这句话应该改成“创业要趁早”——最早可以到14岁。2025年秋天,他用59天跑了北美40所高校。巡讲结束,他在朋友圈公布战绩,“本月辍学率超标,去美国一趟对学生们后劲好像有点大。”据他统计,已有14名学生辍学或提交辍学申请,其中包括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的学生,“国内还有个高中生x1”。这是他当年第四次公开盘点“辍学战绩”。此前分别是“忽悠了20多个年轻人辍学创业”以及“帮助一个年薪百万的00后决定辞职创业”。还有一句:“我好像很擅长影响别人创业。”晒的都是数字,说的都是自己的影响力——多少年轻人因他改变了人生方向。如果小天才也能工厂式生产,董科含就是其中一座工厂的厂长。这是他的野望。也是他去年9月从奇绩创坛离职单飞的一大原因。作为奇绩的创始成员、前投资与运营负责人,董科含跟CEO陆奇关系一度十分亲近。但据多位前奇绩人士称,两人在投资对象上早有分歧——陆奇要年纪稍大、有大厂经验的人,而董科含想要大一大二,甚至更小的。有一种更直白的说法是:陆奇不想碰未成年。董科含则说,自己做的事需要冒险,“不能拖着别人跟我一起承担责任。”他急。他必须要赶在一个人真正决定创业、被其他投资机构注意之前,“成为他们故事的一部分”。单飞一年间,董科含以个人天使投资人的身份,支持了约40位14到22岁的年轻人,平均年龄19岁。他们有的还在上高中,有的正在大学gap year,已手握奥赛金牌或GitHub高星开源项目,却未必想好了要创业。很有意思,年龄是董科含衡量“天才”的重要尺度,但他却把自己的年龄捂得严实,公开报道中鲜有提及,问他本人也不说。他把这个项目命名为N1,取自Neuron 1,第一颗神经元。官方定位是一个独立的年轻创造者发现和支持平台。支持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资金、算力和与同行交流的机会;而作为商业安排的一部分,双方通过合同约定成员未来创业时的优先投资权。董科含挑选N1成员的标准,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怪、快、准、狠。据董科含的实习生介绍,名校辍学者属于优先寻找对象;高中生不看学校,技术能力最好达到奥赛金牌门槛。还有一条标准是看他们敢不敢放弃。保送、保研、名校学历,这些在普通家长眼里求之不得的东西,在这里成了衡量决心最重要的筹码。一位N1成员说:“他看重的是你放弃了什么——放弃得越多,代表你想得更成熟。”目前N1最受关注的当属陈广宇。这位17岁的“天才少年”,曾参与月之暗面Kimi论文《Attention Residuals》,是三位共同一作之一(马斯克曾在X上称赞这篇论文)。不久前,陈广宇宣布从Kimi离职,后被曝加入由谷歌前首席科学家Jeff Dean创办的Discovery Loop,用AI自动化科学研究,消息很快登上海内外媒体。
当陈广宇与“17岁”“700万年薪”等标签一同见诸报道,董科含提前识人的故事也被反复讲述。而这是其最乐见的曝光方式。董科含做N1这一年,也是“小天才”在一级市场最热的一年。两个月前,还有创业者告诉暗涌Waves,一支AI创业团队要想入投资人的眼,最好凑齐教授或科学家、大厂专家,和一个“小天才”。最近,风向又有变化。媒体开始讨论“小天才崩投资人”,一些投资人也急于撇清,说自己不看“小天才”。至少口头上,这个标签不再那么受欢迎。但市场对年轻天赋的追逐,并不会因为一个标签过气而立刻结束。董科含对暗涌Waves说,N1源于学生想了解、尝试创业的需求,自己“对资本认同这个事情没有太多关注”。只是他挑中的人,恰与资本热衷的画像高度重合:年轻、动手早、有真实产出,最好还愿意离开既定路径。董科含曾道,N1“从触达到录取比例不到千分之一,没有公开申请入口,只邀请已经能够独立创造、进入重要问题的人。”照此倒推,约40位成员背后,意味着至少数万次触达。幸好,找人的方法,董科含早有在YC中国和奇绩创坛就已打磨出来。Part02
2018年,YC进入中国,请来前百度总裁陆奇掌舵。那时董科含已辍学回国,经营的旅行公司“快倒闭了”,四处求人指点。他蒙对了陆奇的企业邮箱,一封邮件,换来了进入YC中国的机会。2019年底,YC撤出中国,原团队独立为奇绩创坛。董科含成了创始成员和投资与运营负责人,搭起实习生寻源网络,跑高校、做宣讲,把有想法的年轻人捞出来。跟他今天干的事一样。据一位实习生回忆,单飞后,董科含团队一度只有两名全职,实习生分布在北京、上海。有人记得高峰时超过30人,董科含则说“最多十来个”,有些人走了还“在飞书里赖着”。他们做增长、运营、剪视频,但最重要的任务只有一个:找人。董科含那套“怪、快、准、狠”的标准,到了实习生手里,成了具体的搜寻KPI。他们翻遍了年轻人可能留下痕迹的地方:小红书、GitHub、论文网站、竞赛名单。一位已经离开的实习生复盘过自己的流水线:小红书上先私信,转微信,再约线下;写个爬虫在GitHub上扒高分账号,每天发四五十封冷邮件,能收到三四封回信;论文网站是条野路子——翻作者名单,看里面有没有“小孩”,有,就摸到学校,再从校友里接着筛。他的同事更硬核:两部手机并排摆在桌上一起刷小红书。因为推荐算法,是要养的。养到最后,刷出来的全是自己人。每周开一次筛选会,从成百上千条线索里挑出值得董科含亲自见的人。见董科含的两小时,是能否进入N1的关键。据说他常问的有:上周你都干了什么?这三个月里认知转变最大的一次是什么?过去一年你发现了什么别人没发现的机会?你怎么定义创业?只要他觉得你有潜力,没有公司,没有产品,甚至没有创业的念头,都不要紧。谈完双方都点头,就可以签合同。合同中包含一笔“小钱”。一位在大厂大模型团队实习的N1成员说,这笔钱“还不够我在这一个月的工资”。实习生李肖楠记得“不超过3万美金”,以锁定对方创业后的优先投资权。“你创业了,再给你笔钱;你创业失败了,还可以再给你笔钱”,李肖楠说。而所占股权比例,暗涌Waves从实习生和一位N1成员处得到的说法是,“跟奇绩差不多”。(奇绩通常以30万美元投资换取7%股权。)董科含称,首次支持包括资金和算力,投入从5万元人民币到30万美元不等;未来能否加注,取决于支持能力。他强调不占董事会席位,也没有经营决策权。李肖楠说,即使一辈子不创业,钱也不会追回。也曾有被投后来拿了别家的钱,跟他解约董科含也只觉得“对方契约精神不够”。当然,也有人拒绝签约,理由是不想这么早被定价。还曾有从事财务工作的家长提醒子女,“真正的大佬不会签这个”。因为估值给的低。见的多了,实习生们发现一个规律,虽然自己“求”来跟董科含聊一聊的对象不一定能被投,但那些主动找上门的基本都拿不到钱。Part03
据实习生描述,每天至少要三条有效线索,“你还得成功约上一个,聊完再判断”。人被投了算KPI,推上会也算,权重各不相同,“他(董科含)自己有套算法”。李肖楠问过一圈VC同行,“没有一个这么干的”。他做梦都是KPI,甚至有人会“三更半夜醒来吐”。加班到半夜,或通宵与美国创业者沟通,“都很正常”。如果连续两周不达标,就停薪或转岗。待遇日薪200元。但据实习生透露,8月起,Deal Sourcing组调整为日薪150元加绩效。如果找的人被董科含看中,他会在团队大群里给这名实习生发1000元的奖励红包。厉害的同龄人、够不着的行业资源,以及被一个投资人“看见”的可能,足以让不少年轻人接受这套规则。“在这儿能看到同龄人在做什么、成长曲线是怎样,对我自己的成长也有个校正作用。”董科含的一位实习生说。此前,智谱上市期间,他曾在AGI Bar蹲了两天,就为能碰见大模型公司员工求个内推。如今跟着“董哥”,他能触达的人脉远比在Bar蹲点广多了。一位做早期创业项目孵化的大三学生,接连收到三名董科含实习生的小红书私信。开场几乎一样:“有了解我们董科含团队做的事情吗?”董科含的名字就像一级市场里的一块令牌。一个20岁的实习生拿着它,就有了敲开更多门的底气。今年1月,他招实习生时点名“gap year优先”,同时许诺表现优异可在基金留用,“我们要培养未来的合伙人,或扶持你创业”。到了9月,董科含竞业期满,新的基金启动,也开始招全职。“8月份发出去4个return offer。”董科含说没告诉其他人,因为没得到机会的同学“都不高兴”。实习生也有可能成为他的被投,据说有一位N1成员就曾是他北京办公室的实习生。董科含说“有些最后还会进入N1 AI School”。这份工作因此像一场随时可能改写身份的选拔。一位前奇绩人士回忆,董科含过去带实习生时,谁拉来的创业营报名多,就送iPhone,“所以当时会有虚报数量,类似于大跃进”。他还记得某次实习生例会散场,董科含看着他说:“其实我非常喜欢你,但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没跟你聊过天。”董科含早年说自己喜欢文学,热爱表演和戏剧。他也确实深谙叙事的力量,一句话该在什么时候说,一个场景该怎么收尾,他熟稔于心。比如公众号《如何发现一个20岁时就值得投资的人》结尾那句:“我的任务,是在对的时间说一句:我看到了你”;比如这句:“我非常喜欢你”。先相信年轻人,并得到他们的认可与信任,这是董科含自认的长处。他转述过一位同学对自己的评价:董科含相信年轻人,“相信到自己说的一些事情,他自己都相信了”,好像有“给自己洗脑的能力”。董科含说他也不知道这是“贬义还是褒义”。比如,一个同学正在学某样东西,他就会反复告诉对方,以后一定能在这个领域做得很厉害。说得多了,年轻人自己也开始相信。资源、机会和“被看见”的感觉,成了这套系统运转的动力。董科含吸引年轻人来到自己身边,再让这些年轻人去寻找和吸引更多年轻人。一圈转下来,人既是这套系统寻找的目标,也是让它继续扩张的触角。曾和他共事过的前奇绩人士,这样概括董科含的能力:“他的信徒,是可以帮他免费做事的。”Part04
去年秋天的北美巡讲,正是这种影响力扩张的缩影。多数活动由学生社团张罗,与校方无直接关系。董科含在台上讲创业、讲投资,也讲年轻人应该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什么时候该创业,什么样的人值得下注,以及为什么有些路应该走得更早一点。这些内容一下说进了一位想做VC的纽约大学大一学生心坎里,“就觉得自己一定要be part of”。得知董科含团队没有摄影师,他第二天叫上几个朋友租了辆车,从纽约一路追到普林斯顿,免费给董科含录像。“后来,科含哥就让我留下一起干了。”他成了董科含的实习生。这一幕后来出现在N1 Media Lab的纪录片中。董科含不断向年轻人传递一个信号——别等,机会就在此刻。“好创业者,在两三成把握时起飞,边飞边造引擎。”“世界不是由最聪明的人改变的,而是由最早行动的人改写的。”李肖楠记得董科含还常对“小孩”说:“你的成长轨迹已经很陡峭了,有没有想过再陡峭一点?”
而“陡峭”确实是董科含形容年轻人成长曲线时常用的词,他的推文中也反复出现。
而他的实习生和N1成员早就对此心领神会——“不要待在学校了,去创业吧”。但董科含不会说得如此直白。他还说“不会push他们创业。”一位在大厂大模型团队实习的N1成员说,董科含经常用问题推动他:“如果你在这里做了三个月、半年,没有成果,成了那个one of the many,你会怎么办?”他说,“每当你可能settle down,他就会让你重新再跳一下”。“他不会鼓励你辍学,”这位成员强调,“他只会问你问题,但所有决定都是你自己做的。”可当一位刚办完休学的年轻人发来消息:“我觉得要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不仅需要与众不同的能力与智商,还需要其他人不敢下的决策”。董科含会开心地将消息发到社交媒体,配上“欣慰”的表情包,直言是“美妙时刻”。他对我们解释说,高兴的不是辍学本身,而是“他们开始独立思考,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在董科含看来,为选择承担代价是值得肯定的。那些被他反复公开展示的“辍学战绩”,也在告诉后来者:什么样的选择更容易得到他的赞许。但盲目辍学不算,那是“匹夫之勇”。“我觉得年轻人确实应该抓住时代机会,可能有些人会受到感染,这也是间接造成这些人决定去gap year,有些人辞职去创业的一个点。”在N1 Media Lab拍的纪录片里,一个创业半年的年轻人,团队散尽,只剩自己。董科含问他有什么反思,年轻人说,应该先想清楚方向,再打磨产品。董科含摇头,说不对。“你该做的是,把第一个跟你喊要工资的人开掉。”在董科含看来,凡是要工资不要期权的,都不是奔着同一个梦想来的。他还给有技术基础的年轻人开过一张创业方向清单:火箭、脑机接口、核聚变、基因编辑、量子计算,几乎没有哪一项不需要巨额资本和漫长投入。他的原话是,真敢去做,“就会发现,原来勇敢的人是这么的少”。他在宣讲里常说一句:不要让投资人同情你,要让他们FOMO。去年8月,他还专门写过一篇《如何成功融资?》核心就是把融资当成一场高强度销售。文末他甩出一个战绩:带过的一名实习生后来创业,第一轮融资拿到17份投资意向书,最后只挑了两家。但他不让年轻人叫他老师,因为“老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天花板”,他更愿意当“好朋友”或“好哥哥”。不过,在一些年轻人眼里,董科含的位置显然不止于此。曾有辍学创业的学生在朋友圈里称他为:“god father Kehan”。N1的据点在上海虹口一栋高层公寓的底部几层——挑高14米的通厅内,一张能坐二十人的长条木桌直通尽头的阶梯路演台。台上摆着一把与周遭科技感格格不入的高背木椅:深色木雕,点缀白漆花纹,造型夸张,让人想起《权力的游戏》里的铁王座。董科含说是朋友送的,没地方放,才摆那儿。他鼓励“畏手畏脚”的同学上去坐一坐,还招呼来访者去感受一下,拍两张照。陆奇说过:“成功的人创立公司;更成功的人创立国家;最成功的人创立宗教。”有人公开表示自己“蒸馏”过董科含:把能找到的公开和私人资料,一份份收进本地知识库研究,自称是“最懂董科含的人,没有之一”。他认定董科含是“判断最准的投资人”,自己想成为最牛的创业者,“那我首先就应该最多了解他”。但这位成员还强调董科含“不是不可战胜的”,认为他的“致命弱点”是不太懂技术,举出的例子,只是董科含没及时跟上GPT版本更新。一位曾和董科含共事过的前奇绩实习生说,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很好的认知筛选门槛,因为“认知高的人不会听他的话”。他随即又补了一句:“科含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能把很差的东西包装得很好,所以他的话基本上不能信——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厉害。”Part05
董科含也是辍学生。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读到大三下学期,他自认“不是学习的料”,坐不住,除了跟教授聊天就是出去闲逛,也没什么人跟他有共鸣。更关键的一点,他觉得“在外面成长速度远大于学校”。后来走访了国内六七十所高校,他遇到不少和自己当年处境相似的年轻人,N1中的同学更多:有人本科就做博士课题却难获署名,有人钻研难题总被嘲笑……董科含希望他们更早遇到同类。所以N1之外,他还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招收16至22岁的年轻人。不要求高中毕业,但数学要有高中水平,对AI有热情,愿意投入一年时间。9月1日,这所名为N1 AI School的学校开放申请。首期学员须gap year,实地待6到12个月,补数学、计算机和模型基础,进入真实项目。没有学历证明,但食宿、学费全免。董科含把它定位为“今天中国教育的一个补充”,要“把Scaling Law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按他的设想,从这里出去的学员,至少要能上手训模型、了解整个流程,并且能向普通人解释清楚。这把N1的选拔与支持延伸到了更早阶段。据了解,部分落选N1的年轻人也收到了School申请邀请。董科含说,“N1 AI school之所以能成,是因为N1负重前行,拿自己的人生去做实验。我们有非常细微的观察和方法论,然后把这一套东西系统化之后再封装给同学们。”这套经验是否足以成为可复制的教育方法,仍有待检验。但N1 AI School对外展示的申请者画像,依然相当光鲜。招募文章中称,已收到数百份申请,近五分之一未成年;约63%有GitHub或开源代码经历,72%有科研经历,59%参加过竞赛或Hackathon。值得玩味的是,这组漂亮画像未必都出自N1 AI School的申请。暗涌Waves扫描其招生入口发现,同一张申请表里既能选N1 AI School,也能选N1,后者的招募年龄下限14岁。而School声称面向16-22岁,公布的申请者画像却从14岁算起。两个入口合一,至少在对外展示上模糊了生源边界:一所不设名校门槛的学校,就此呈现出一批已有科研、开源、竞赛履历的年轻人。这与董科含反复晒“辍学战绩”的做法颇为相似:那些辍学者未必都是N1成员,但被他放进同一套叙事里,就都成了他影响力的注脚,也帮他招来更多想要的人。董科含举过首批School录取者的例子:有人17岁在山东县城用二手硬件搭服务器、写AI Agent,也有人做出月活40万的产品后选择退出。故事依然围绕年轻、出格和提前行动展开。但想把投资与培养往前推的趋势不假,也不只有董科含在做这件事。9月22日,由a16z孵化的霍洛维茨·安德森学院在旧金山开放申请,同样面向16至22岁的年轻人,但要高中毕业,首期约50人。不打分、不考试,课程由Anthropic、OpenAI、英伟达等十家公司参与设计,还有机会直接进入这些公司实践。这套玩法中国人并不陌生,过去它有个朴素的名字:定向培养。这么干的原因,或许可以在董科含巡讲的一页PPT里找到答案。那张标题为“正在发生的信号”的PPT写着:“顶级公司开始绕过大学直接招高中生;大学不再必然让人变强;学历与能力正在脱钩。”而这张PPT,曾被一位“积极在系统外寻找备选之路”的海淀妈妈拍下,放进自己的公众号文章里。再加上陈广宇17岁、700万年薪的新闻——被打动的,恐怕不只是年轻人,还有焦虑的家长。如果PPT上这三个判断成立,按照这套逻辑往下走,一个明显的指向是——如果学历不再是衡量年轻人能力的唯一标准,还能凭什么判断一个人的潜力?董科含的公众号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频繁更新。几篇传播最广的文章《如何发现一个20岁时就值得投资的人》《14岁,我迈出了创业第一步》《什么样的人非创业不可》写的都是董科含正在做的事,也在反复解释同一件事:什么样的年轻人值得被提前下注。他不仅写,还会主动给微信好友群发文章,请人转发。N1成员高冉说,他有多个微信小号,“好友加起来快十万个,每人看一遍就是十万”。高冉知道“这是任何做媒体的人都不会干的事。他的行动力非常恐怖,而且他完全不照顾人面子。”董科含在个人网站上把自己的方法总结为一个闭环:提前接触人才,与他们一起工作,在确信的时刻投入资本,再通过网络和叙事放大。“成长斜率”“结构外生长力”“主人公感”“AI Native”,这些词不断出现在他的叙述里。旧标准尚未失效,一套新标准已被急切地提出。当然他本人否认自己有这样的影响力,也没想过要干这件事。但他承认的是,无论N1还是N1 AI School,自己的角色都更接近“设定标准的人”。不过,董科含不认为自己在塑造“小天才”。“我不觉得这种能塑造出来。我想塑造的是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有能力抓住这个时代最好的机遇的。”“16岁训练模型、18岁发论文、20岁进顶级实验室。”在实习生李肖楠看来,董科含“不是在反内卷,而是发明了一种新内卷”。Part06
Andy——那位从纽约追到普林斯顿免费拍摄的大学新生——曾在纪录片中说,他问董科含:“创业风险很大,如果我放弃一切、专注all in,失败了怎么办?”按Andy的转述,董科含回答:“失败就是失败了,没有什么办法。为了让一个天才能够名留青史、改变世界,就会烧掉几百个天才来铺垫这一个。”董科含在后来否认了这一转述,称是Andy“曲解了”。并强调自己也没要求对方辍学,而真要讲所谓的代价,“其实就是一年或者两年的学业的delay,我觉得还好吧,又不是回不去”。但他并不否认成功与回报的高度集中。他曾以“幂律分布”来形容这个产业:“最顶尖的0.1%,可能赚走90%以上的钱”。在清华的一场交流会上,董科含对年轻人说,最大的资本“不是钱,而是输得起”:没有房贷和家庭负担,失败了还能重来。对一个投资人而言,一两年也许只是项目的试错周期;对一个年轻人而言,它可能是一次不可逆的人生分岔。暗涌Waves曾向“大模型六小龙”中的一位CEO提出一个极端的假设:“如果一个‘小天才’,高中辍学,创业了三五年后再来求职,你要不要招?”在这位CEO看来,这类年轻人很可能偏科严重,而大学提供的也不只是知识,还有社会化、协作等综合能力。“至少应该上两年吧”,否则“这些人除非极其幸运,不然很难有大的成功。”他觉得在国内鼓励年轻人过早离开学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里让人想起哈佛前校长、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在2013年对蒂尔奖学金的一句评价:“我认为,这是十年间方向最错误的一项慈善,彼得·蒂尔竟然花钱诱使年轻人从大学退学。”当时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向出色的年轻人提供10万美元,支持他们离开大学、用两年时间创业。董科含显然知道,自己当下所做的事也可能招来类似的评价。所以无论在累计近5小时的两次对话中,还是在深夜发来的两段长均1400字的回复里,他都在极力纠正或者说试图引导我们理解N1、N1 AI school以及他与这些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他总是会先讲起那些过早显露天赋、却难以在现有教育体系中找到同类和施展空间的年轻人的处境,之后是他对这些年轻人的理解,以及试图建立一个“有资源、有反馈,也有一段可以自由探索和犯错时间的长期存在的环境”,从而使这些人能够不被既定路径“耽误”。还说陪伴年轻人成长让自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希望他们最终“不再需要我的建议”。他当然知道我们在问什么。他只是更想把商业利益方面的事尽量往后放。“它(N1)要形成一个可以自我循环的经济体系,能够有尊严的、自由的创新”。“你不能因为我们有投资这个部分,就把它理解成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投资。”他说,投资、社区和教育都是手段,“核心是这里的人”。后来那两条发自深夜的长回复,更是将他的整个解释体系编织的滴水不漏——他说“不把休学、创业、融资或者下一轮估值当成N1的成功标准”,更在意年轻人是否学会自己寻找问题;他承认“我确实可能同时是一个年轻人的导师和投资人。这两种身份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不能因为彼此信任就忽略”。而对那些尚未决定是否创业的年轻人来说,这究竟意味着更多选择,还是让他们更早进入一种残酷的评价体系,现在还没有答案。董科含手里另有一块更明确追求回报的投资:据他介绍,单飞这一年,他在中美两地个人直投了约20家公司,希望回报能给N1争取更多时间。董科含正在募集新基金,尚未首关,目标规模“大几千万美金”。发现、培养年轻人需要持续投入,而他也必须证明,这套体系最终能够在商业上自我维持。N1 AI School免学费,提供生活费、算力和项目支持,但学生们得到的机会并非没有成本,只是账单暂时不在他们手里。“培养出来的人,怎么变成学校的商业回报?”暗涌Waves问。“YC怎么算,我们就怎么算。”董科含答,“YC不就是对跑出来的项目持续加注,创业成功被卖掉;失败了,可以来做合伙人,可以再run起来……只要人才在这里,机会就是无限。”无论你觉得他伟大还是饱受争议,董科含无疑是这个时代嗅觉最灵敏的人之一。他比许多人更早察觉到,AI正在改变年轻人的定价方式。过去需要学历、资历和机构认证的能力,如今可能凭一篇论文、一个开源项目,就获得资本市场的注意。投资人害怕错过下一个天才,年轻人害怕错过属于自己的时代,家长也开始担心,在很多条路次第关闭的时候,到底哪条路才通向未来。这时候一条路敞开了:这个时代对“小天才”有着前所未有的渴求,也愿意给他们前所未有的回报。整个时代似乎都在说,创业要趁早、投资要趁早、辍学要趁早、赚钱要趁早,一切都要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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