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AI新政三箭连发:特朗普着力构筑人工智能主导权【AI战略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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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5年7月23日,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三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命令,旨在从联邦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出口三个核心层面,全面重塑并强化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AI)领域的领导地位。这些命令及其附属的事实清单,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战略蓝图:通过在国内清除其所定义的“觉醒”意识形态(WokeIdeology)对AI的干扰、为AI数据中心建设扫清监管障碍,并积极推动全栈式美国AI技术的全球输出,来确保美国在未来数十年的技术、经济和国家安全主导权。本报告将深度解析这三项命令的核心内容、战略意图及其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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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指导原则



特朗普政府此次行动的一个核心是发布了《防止联邦政府中的“觉醒”人工智能(WokeAI)行政命令》。该命令的目标是确保联邦政府所采购的大语言模型(LLM)必须遵守其定义的“无偏见AI原则”,即“追求真实”(Truth-seeking)“意识形态中立”(IdeologicalNeutrality)



政策核心与执行机制

两大核心原则:追求真实”要求模型输出必须真实、准确,优先考虑历史与科学的客观性,并在信息不确定时予以承认。而“意识形态中立”则要求模型作为中立工具,不得为迎合“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等意识形态而操纵回应,且开发者不能在用户无感知的情况下将党派偏见编码进模型




采购合同约束



该命令最具强制性的举措在于,它要求未来的联邦LLM采购合同必须包含遵守“无偏见AI原则”的条款。如果供应商违约,甚至可能需要承担合同终止的相关费用。这一规定通过联邦政府巨大的采购力,直接向AI产业传递了明确的价值导向信号。




实施与豁免



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主任被授权在120天内发布实施指南,并为国家安全系统中的LLM使用提供适当的豁免。


该命令深刻反映了本届政府对于当前主流AI模型中存在的所谓“自由派偏见”的担忧。事实清单中列举的例子,如AI模型篡改历史人物的种族或性别,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仍固守某些意识形态话语,被作为此项政策的直接动因。从政策层面看,这不仅是对DEI议程在联邦层面的又一次全面“宣战”,更是试图通过定义“中立”和“真实”来掌握AI话语权的一次战略尝试。其本质是通过联邦采购标准,引导私营部门开发出更符合政府意识形态期望的AI产品。然而,此举也面临巨大挑战:“意识形态中立”本身是一个极难量化和验证的概念。如何界定“党派或意识形态判断”,以及如何审核模型是否“中立”,将在技术和法律层面引发持续争议。此举可能促使AI市场进一步分化,出现专为满足联邦标准而设计的“政府版”模型。



二、建设“数字新基建”:为数据中心发展全面提速



第二份行政命令《加快联邦审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旨在解决AI产业面临的最大物理瓶颈——能源和基础设施。该命令将数据中心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至国家优先级别,并动用多种联邦工具为其“开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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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核心与执行机制

定义“合格项目”:命令明确了政策扶持的对象,即“合格项目”,包括新增负荷超100兆瓦的AI数据中心、相关的能源基础设施(如输电线路、发电设施)、半导体设施以及其他经多位部长认定的关键项目。



全方位政策工具箱




财政激励



商务部长被要求启动一项举措,为“合格项目”提供贷款、补助和税收优惠等金融支持。




简化环境审查



命令指示各机构利用现有及制定新的“分类排除”(CategoricalExclusions)措施,绕过《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冗长审查,并明确规定低于项目总成本50%的联邦财政援助不构成触发审查的“联邦重大行动”。




FAST-41快速通道



符合条件的“合格项目”将被自动指定为FAST-41框架下的透明项目享受联邦审批的“绿色通道”待遇。




盘活存量土地



命令鼓励利用棕地(Brownfield)和超级基金场地(Superfundsites)进行数据中心开发,并指示内政部、能源部和国防部开放联邦土地,甚至军事基地,用于数据中心及相关设施的建设




废除前代政策



该命令明确废止了被认为给数据中心开发带来DEI和气候要求的拜登政府时期行政令。


这项命令是对AI时代基础设施需求的直接回应。政府认识到,没有强大的能源和物理基础设施,美国的AI雄心将是空中楼阁。通过大幅简化被视为发展障碍的环保法规和审批流程,并辅以财政激励和土地资源,政府旨在以“战时速度”推动数据中心的建设。这一策略的背后,是认为管成本和时间延误已成为美国在全球竞争中(尤其是在制造业和关键技术领域)的严重束缚。将棕地和超级基金场地重新利用,既解决了土地问题,又带有“变废为宝”的政治宣传色彩。然而,这种对环境审查的大幅简化,几乎必然会引发环保组织和相关社区的强烈反对和法律挑战,他们会认为这是以牺牲环境和公众健康为代价来满足产业利益。




三、主导全球标准:推动“全栈式”美国AI技术出口



第三份行政命令《推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全栈出口》,将目光投向海外,旨在通过国家力量系统性地推动美国AI技术的全球部署,以巩固盟友关系、建立美国标准并对抗竞争对手。



政策核心与执行机制

建立“美国AI出口计划”:命令要求商务部长在90天内设立此项计划,核心是推动“全栈AI技术包”的出口




定义“全栈AI技术包”



这一定义极为全面,涵盖了从底层到顶层的所有AI相关技术,包括AI优化的硬件(芯片、服务器)、数据中心和云服务、数据处理系统、AI模型本身、网络安全措施,直至特定领域的AI应用(如医疗、教育等)。



政府协调与融资支持




公私联合



计划将通过公开征集行业联合体的项目建议书来实施,由政府评估并指定为“优先AI出口包”。




外交经济行动小组(EDAG)



由国务卿领导的EDAG将负责协调所有联邦融资工具,如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直接贷款、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股权投资和政治风险保险,以及贸易发展署的技术援助,来为这些优先出口包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外交协同



计划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一项综合性的外交战略,旨在利用AI出口加强与伙伴国的关系,并为美国AI系统营造有利的监管和基础设施环境。


这项命令标志着美国AI政策从“固内”转向“拓外”的重大战略延伸。其核心逻辑是,AI时代的全球竞争不仅仅是模型优劣的竞争,更是技术标准、治理模式和生态系统之争。通过捆绑式出口“全栈”技术,美国旨在让伙伴国家从基础设施到上层应用全面“锁定”在美国的技术体系内,从而有效排挤对手(尤其是中国)的AI技术和标准。是一种高明的“技术地缘政治”策略。动用EDAG这样一个高级别的跨部门机构,并整合从贷款到保险的全套联邦金融工具,显示了政府推动此项计划的决心和力度。此举不仅能为美国AI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创造巨大的海外市场,更能将美国的价值观和治理理念随着技术一同输出,从而塑造全球AI发展的未来格局。




四、与《人工智能行动法案》的关联以及实施困境



目前来看,三项行政命令与《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内容高度协同,前者是后者的战略意图在行政层面的快速体现,作为特朗普政府认为的优先事项,为整个计划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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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觉醒AI”行政命令是“加速创新”支柱的意识形态先导,该行政命令强制联邦采购遵守“追求真实”和“意识形态中立”的原则,这直接对应了《行动计划》第一支柱下的“确保前沿人工智能保护言论自由和美国价值观”章节。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具体步骤,例如指示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修改其《AI风险管理框架》,以“消除对错误信息、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以及气候变化的提及”。因此,行政命令为这一更广泛的“清源正本”行动提供了最高级别的授权和执行抓手,通过联邦采购合同这一具体工具,将行动计划中的抽象价值观转变为对市场的硬性要求。


“数据中心”这一份命令则是“建设基础设施”支柱的核心引擎,《行动计划》第二支柱的核心是为AI产业建设庞大的物理基础,包括“为数据中心、半导体制造设施和能源基础设施创建简化的许可流程”以及“开发与人工智能创新步伐相匹配的电网”。加速数据中心建设的行政命令几乎是该支柱的逐条落实。无论是命令中提到的利用“分类排除”简化NEPA审查、扩大FAST-41流程的使用、简化《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下的许可,还是利用联邦土地,都与行动计划中的政策建议完全吻合。该命令实质上是将行动计划中的政策“愿望清单”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统指令。


推动“AI出口”的命令是“引领国际外交”支柱的战略启动器,《行动计划》第三支柱明确提出要“向盟友和合作伙伴出口美国人工智能”,并建立一个收集行业联盟提案的计划,通过经济外交行动小组(EDAG)和各类联邦融资工具促成交易。推动AI技术出口的行政命令正是这一战略的直接产物。它正式设立了“美国AI出口计划”,定义了“全栈AI技术包”,并授权EDAG协调联邦融资工具以支持优先出口项目。这表明,行政命令是启动行动计划中这一关键地缘技术战略的“发令枪”。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战略意图清晰且协同性强,但这三项行政命令在现实操作中,面临着深刻的内在缺陷,严峻的外部挑战以及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不少疑点和难点亟待解决。



  “反觉醒AI”命令的困境:主观性、市场扭曲与创新悖论




执行标准的模糊性与政治化风险



命令的核心,也就是“追求真实”与“意识形态中立”,是高度主观且缺乏可量化技术标准的哲学概念。由哪个机构、依据何种标准来裁定一个大规模语言模型是否“中立”,本身就极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可能导致联邦采购流程陷入无休止的争议和诉讼,供应商为了“政治正确”而进行自我审查,反而扼杀了模型在处理复杂社会议题时的微妙性和探索性。




与鼓励开源的目标相悖



《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开源和开放权重的人工智能”,认为其对创新和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然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审查与开源社区的全球化、去中心化和多元化精神存在根本性冲突。试图对开源模型进行自上而下的思想规训,可能会导致开发者社区的分裂,或使美国研究人员和企业在利用全球开源生态系统时处于不利地位。




市场扭曲与资源错配



强制要求供应商遵守特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可能会迫使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开发和维护专门的“联邦合规版”模型。这不仅增加了商业成本,更可能将研发重心从核心技术突破(如行动计划中强调的可解释性、控制力研究)转移到满足繁琐的合规审查上,造成社会资源的错配。



推动“数据中心”命令的困境:“纸面速度”与现实情况的脱节




环境与法律的强力反弹



该命令对环境法规的“简化”堪称激进,其大规模运用NEPA“分类排除”和削弱《清洁水法》等核心环保法律效力的做法,几乎注定会引发环保组织、地方社区和部分州政府的强烈法律挑战。旷日持久的诉讼可能会发布禁令,反而使项目陷入比正常审批更长的停滞期,令“加速”效果适得其反。




熟练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



《行动计划》认识到建设AI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电工、技术员等熟练工人,并提出要制定国家倡议和培训计划。然而,这是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技术工人短缺已是长期难题,培养合格人才需要时间。仅凭一纸命令无法立刻填补劳动力缺口,这将成为项目实际施工进度的“硬约束”。



“AI出口”命令的困境:地缘政治的微妙平衡与技术管控难题




盟友关系的潜在摩擦



该命令建立在盟友会紧密跟随美国战略的基础上,但这是一种过度乐观的假设。该计划显然忽视盟友的经济利益,虽旨在建立“AI全球联盟”,但其强烈的“美国优先”色彩和自上而下的标准输出模式,极有可能与盟友(特别是欧盟、日本等拥有自身AI战略的经济体)的利益和监管主权产生摩擦。强行要求盟友采用“互补的”美国出口管制和技术保护体系,这种以胁迫为后盾的联盟构建方式,本身就暴露了其协同能力的脆弱性,极有可能引发盟友的反感与抵制。





技术扩散与出口管制的内在矛盾



一方面要大规模出口“全栈式”AI包以抢占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核心技术(如先进半导体)的出口管制,防止其落入对手之手。这是一个极难平衡的“双刃剑”。《行动计划》中提到的“位置验证功能”等技术锁措施,在实践中可能被绕过或破解。大规模的全球部署,本身就增加了技术被逆向工程或敏感数据被窃取的风险敞口。





对“全栈”模式的过度自信



该计划押注于“全栈”出口模式,即提供从硬件到应用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然而,许多国家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来自不同供应商的“最佳”组件,而非被单一生态系统锁定。这种模式的吸引力可能会被高估,尤其是在面临价格更低、定制化更灵活的竞争对手时。




五、中美人工智能战略对比:封闭主导与开放普惠的路径分野


与之形成对比,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始终秉持开放合作、普惠发展的理念。在 7 月 26 日的 202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李强在致辞中围绕把握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属性、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注重普及普惠,坚持开放共享、智能平权,让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全球;


二是注重创新合作,深化基础科学和技术研发合作,加强企业和人才交流;


三是注重共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形成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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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华为的盘古 Ultra MoE 模型就是全流程在国产昇腾 AI 计算平台上训练而成,证明了国产算力也能训练出世界先进大模型 中国还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从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到移动支付、远程医疗,再到智能制造,AI 正深度赋能千行百业,形成了从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到应用层的完整产业体系,产业链从单点突破转向协同创新。


在国际合作上,中国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初步考虑总部设在上海,期望以此助力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彰显了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形成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和广泛共识治理框架的决心,切实推动 AI 在世界范围内应用以造福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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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战略来看,美国的 AI 计划更多带有地缘政治色彩,企图通过技术封锁、规则主导等手段维持其领先地位并打压中国;而中国则致力于通过自身技术发展、产业应用落地,以及推动全球合作治理,让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公共产品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六、总结


综合来看,这三项行政命令共同构成了一套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国家AI战略。其内核可以概括为:对内统一思想、加速建设,对外系统输出、确立主导。


“清障”与“加速”并举:在国内,政府一手清除其认为阻碍AI发展的意识形态(DEI)和物理障碍(环评审批),另一手通过财政和土地资源全力加速。

“技术”与“地缘”捆绑:在国外,政府将AI技术出口打包成一项服务国家战略的系统工程,利用金融和外交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AI技术联盟。


全面动用国家力量:从修改采购规则到简化联邦法规,再到动用国家级金融工具,特朗普政府展示了其不惜动用一切可及的国家权力来推进其AI议程的决心。


尽管近期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行动法案》颁布后,每时每刻都在鼓吹这份文件以及伴随而来的行政命令的重要性以及先进性,并坚信美国将赢得所有人工智能的全球竞赛,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依然处于“内忧外患”的人工智能治理环境中。内部更为细节的法案、条例以及措施并非一日可就,以及外部目前不断与世界各国疏离的风格(例如7月22日美国宣布将再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痛击美国的国际信誉。近日接连发出的行动法案、行政命令与事实清单,尽管内容丰富,依然需要更为细致且精准的解释与措施,来构建堆砌特朗普政府一直期待的美国人工智能的大胜利。


总而言之,这三份文件描绘了一个极其积极和富有干预主义色彩的政府角色。它不再仅仅是市场的监管者或基础研究的支持者,而是成为了AI产业发展的直接塑造者、加速器和全球推销员。这一系列政策无疑将极大地推动美国AI产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全球市场拓展方面。然而,其在意识形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等领域引发的争议也将是深刻而持久的。这一系列大胆的举措,最终能否如愿开启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黄金时代”,历史将会给出答案。



主理人丨刘典
编辑丨徐浩森(浙江大学)

排版丨李森(北京工商大学)

审核丨梁正 鲁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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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Institute for AI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Tsinghua University,THU I-AIIG)是2020年4月由清华大学成立的校级科研机构。依托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与国际治理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升清华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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