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不再是自由的边界，而是法律与技术交织的复杂网络。
一名14岁少年在公园试驾新购买的无人机，因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坠落，砸中地面行人头部。无人机公司辩称产品具备合格认证，指责少年违规操作；少年家长则质疑无人机智能返航功能存在缺陷。
这类案件随着无人机普及正日益增多，而责任划分却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
01 法律困境：低空经济的“灰色天空”
随着低空经济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无人机产业正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30年，无人机将全面进入民众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有超过126万架无人机，同比增长约32%。
与快速增长的市场规模相比，无人机事故的责任认定法律体系却明显滞后。目前，我国针对无人机空域事故的具体法律规制尚处缺位状态。
尽管《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已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但这只是一部行政法规，且对事故责任认定缺乏具体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面对无人机侵权案件常常无法可依。由于立法空白，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个案处理普遍存在 “同案不同判” 现象。
有的法院适用高度危险责任原则判决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有的则按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划分责任。
02 事故案例：责任主体的多重面相
2024年，山东平阴一架无人机撞上17层高居民楼坠毁，无人机单侧机翼长度超过1米，万幸的是未造成人员受伤。这类事件一旦发生人身伤害，责任认定便复杂起来。
2022年5月，一名14岁少年王某操作新购买的无人机，因操作失误导致无人机坠落，造成地面行人张某头部受伤。受害人将王某及其监护人李某诉至法院，李某则追加无人机生产公司为被告。
鉴定发现，这款无人机的智能返航数据参数不完整，可能影响使用体验。无人机生产公司辩称，参数缺失不改变未成年人不得操作无人机的基本规定；而李某则认为，作为娱乐性产品，公司应对智能数据缺失导致的操作失误承担责任。
此类案例揭示了无人机事故责任认定的多重面相：操作者可能有过错，制造商可能存在产品缺陷，而新兴的AI算法更增加了责任认定的复杂性。
03 归责原则：高度危险责任还是过错责任？
现行法律框架下，无人机被视为“民用航空器”，适用《民法典》第1238条规定的高度危险责任。这意味着一旦造成损害，经营者将承担无过错责任，除非损害系受害人故意造成。
然而，这种“一刀切”的归责原则正受到挑战。无人机型号多样，从重量不到250克的迷你无人机到大型物流无人机，其危险程度差异巨大。
学者薛加冰指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侵权损害结果的降低已反映在司法实践中。目前法院也大多适用一般侵权责任原则，即依据行为人过错程度划定侵权责任。”
对于微型、轻型无人机，其活动空域较低，发生事故的概率虽高，但造成的损害后果通常较轻。相反，中型、大型无人机或无人机集群作业造成的损害可能更为严重。
因此，构建分级责任体系成为学界共识——对中型以上无人机、集群作业等高危场景适用严格责任，低风险场景则依过错责任归责。
04 AI的挑战：算法黑箱与举证难题
无人机的智能化趋势正使责任认定变得更加复杂。当无人机由AI算法主导飞行时，传统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已不敷使用。
在人工智能及其算法支配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遵循 “算法指令—直接执行” 的行为模式。一旦发生事故，责任认定面临两大难题：
一是算法黑箱问题。制造商通常以“检测无异常”为由转嫁责任，仅承担产品本身损失，而对其他损害结果不予赔偿。被侵权人往往难以获取算法设计是否存在缺陷的证据。
二是举证责任失衡。目前，消费者需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而制造商作为算法的设计者，却无需披露核心算法逻辑。
针对这一问题，学者建议引入算法透明化规则，强制制造商披露核心算法逻辑并承担缺陷举证责任，以穿透技术黑箱。
05 责任保险：从“裸飞”到强制保障
随着无人机责任保险成为强制险，无人机“裸飞”状态即将结束。《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使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经营性飞行活动及使用小型、中型、大型机从事非经营性飞行活动，应当依法投保责任保险。
未按规定投保的，将面临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能被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运营合格证。
强制保险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分散风险，更在于提高行业整体风险管理水平。无人机保险可根据无人机类型和使用场景提供不同风险保障方案，转移事故发生时的经济损失。
目前，国内无人机保险市场已推出机身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等产品，为无人机行业安全发展提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