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商业航天进入“爆发式增长”的时期，长三角凭借雄厚科研力量、完备产业链与积极政策支持，已成为中国商业航天的重要承载区。然而，在产学研协同过程中，“龙头缺位、数据孤岛、跨区域壁垒”等问题仍在制约产业从“集群化”迈向“高端化”。
能否借鉴美国湾区“技术共享＋人才双向流动”的成熟机制，破解这些协同痛点，成为当前的关键命题。领军企业、高校、金融与人才机构如何形成“出题—答题—服务—支撑”的闭环，决定了产业能否实现更快的技术落地与规模化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航天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伍爱群于2025年9月4日接受《澎湃城市报告》专访。基于《旧金山湾区航天产业：研究、技术与航天商业化》报告的国际经验与长三角本地实践，他深度剖析了破解产学研协同痛点的可行路径，并为长三角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商业航天创新生态提出前瞻性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航天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伍爱群。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湾区经验镜鉴：
人才不设界、技术不设堵、生态不设限」
澎湃城市报告：《旧金山湾区航天产业报告》指出，湾区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竞争力，关键在于人才自由流动、技术低成本可用、生态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托举。在您看来，长三角可怎样合理借鉴这些好的经验，既打破人才与知识产权的体制性壁垒，又通过跨省协同吸引创新要素，形成可持续的“人才链—创新链”融合？
伍爱群：我认为，美国湾区经验的本质可概括为“人才不设界、技术不设堵、生态不设限”。长三角要实现人才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必须在机制创新、平台建设与生态重构三条主线同时发力。
首先，长三角可以借鉴湾区高校与企业无缝联通的模式，推动“双向嵌入”的人才培养。比如，我们可以把卫星互联网组网、火箭回收等企业真实需求，直接融入高校课程与毕业课题。在G60星链集群中，可以推行“企业导师+高校导师”双导师制，让研究生们至少有半年时间在企业参与核心项目。同时，通过“双聘制”和“柔性流动协议”，允许体制内科研人员在保留编制和薪酬的前提下，到企业兼职或担任技术顾问，并给予税收优惠，以此降低人才流动的成本。
其次，为加速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长三角可以建立一套分级分类的知识产权共享体系。例如，对于基础理论和通用标准，可以低价或免费授权给企业，换取应用反馈数据；对于应用型专利，则明确收益分配，并大幅缩短专利处置流程。此外，可以在上海临港、苏州昆山等地建设“航天技术中试中心”，让科研成果能在此进行小批量试制和验证。针对高风险项目，我们还可以推广“技术转化险”和“转化失败补偿基金”，通过政府补贴来分担企业的试错成本。
当然，仅仅打破人才和技术的壁垒还不够，要让整个生态高效运转，还需要制度和资金的保障。长三角可以成立“航天产业协同理事会”，由三省一市的部门联动，统一规划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和技术标准，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大力引入“耐心资本”，可以由一体化发展基金牵头，联合社会资本设立规模超百亿的产业基金，并将投资周期延长至5-8年。此外，对关键攻关项目给予非稀释性资助，既可以保护创始团队股权，也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汇聚。
澎湃城市报告：与美国湾区风投“早期介入”模式相比，国内商业航天企业早期更多依赖政府投入。长三角应如何完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创投生态？
伍爱群：长三角要真正建立“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创投生态，得把政府引导力和市场化机制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实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风险共担”。比如，像江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基金那样，用母基金撬动社会资本，设立专门面向商业航天的小微与硬科技子基金，并把投资节奏拉长到5–8年，给予科研型企业更多耐心资本和成长时间。同时在关键技术攻关上采用非稀释性资助的方式，借鉴DARPA/DIU对早期企业的支持，既保护创始团队股权，又引导市场资本后续跟投。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培育懂技术的投资人和专业机构。鼓励券商、私募基金设立航天专项团队，联合上海交大、南航等高校办航天投融资课程，建立区域性的航天投资联盟，提升对发动机材料、卫星通信芯片等“硬科技”项目的技术鉴别能力。金融工具也要更贴合产业特点：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把订单和应收账款做成供应链融资产品，为长周期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引入“技术转化险”“发射失败险”等创新险种，由政府设置风险补偿或担保，分担银行与社会资本的下行风险，从而降低它们参与的门槛。
资本退出和市场通道也不能忽视。要利用科创板改革契机，为有技术和业绩支撑的航天企业开辟快速上市通道，同时探索设立区域性的“商业航天专板”，为早期和成长型企业提供股权托管、交易与估值服务。更务实的一点是建立项目库与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政府将优质入库项目进行预评估并推送给投资机构，组织常态化的航天路演和投融对接，通过赛事和论坛把项目、资金与技术评估能力连在一起。
最后，金融支持要与产业载体协同。把资金池与临港、昆山等已有的中试基地、G60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对接，让早期资金能直接支持中试放大和小批量生产，缩短“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距离。唯有把耐心资本、技术评估、风险分担与产业落地紧密结合，长三角的航天创投生态才能既敢投早、又能投小，并真正投向那些需要时间与技术沉淀的硬科技项目。
「长三角商业航天“有基础”，但不等于
“有竞争力”」
澎湃城市报告：当前长三角商业航天在产学研协同中，既具备独特优势，也面临不少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些优势的“含金量”，以及不足背后的深层原因？
伍爱群：长三角商业航天的“含金量”是真实且可期待的，但要把“潜力”变成“竞争力”，必须看到优势背后还有结构性短板需要补齐。
实际上，长三角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起步的区域。其优势集中在三个维度：一是科研资源厚实。上海航天信息科技研究院、交大、复旦、中科大等机构，已在卫星通信、遥感算法、智能制造、材料等方向形成可直接对接企业需求的基础研究；二是产业配套齐全。高端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精密零部件等产业链条完整，苏州的精密件、上海的芯片与控制系统能为航天器提供“一站式”支撑；三是政策支持精准，近两年上海商业航天行动计划、长三角G60星链集群等政策明确把产学研协同、共建实验室和标准互认摆上议程，形成制度性保障。
然而，“有基础”不等于“有竞争力”。当前的核心痛点在于协同链条不闭环，其深层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缺乏生态型龙头企业。我们还没有出现能够同时承担长期研发投入、带动上下游集聚、并以市场化订单形成稳定牵引的“华为式/SpaceX式”企业，导致上下游多为零散协作，容易陷入低端同质化。第二，创新平台存在“空心化”隐患。高校的设备和数据难以全面开放，省级以上的创新载体在航天领域影响力不足，企业“要平台找不到、要成果落地难”。第三，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建设地面站、人才引进、税收与补贴标准在沪苏浙皖之间差异大，既浪费要素也阻碍规模化协作。第四，市场导向不明确。企业当前客户仍以政府为主，面向行业与消费市场的应用探索不足，缺少持续的现实需求来拉动技术优化与商业模式创新。如何让产学研从“围着政府需求转”转变为“跟着市场痛点走”，是当前亟须应对的挑战。
「领军企业的“三个角色”」
澎湃城市报告：您曾提出“科技领军企业要在全过程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商业航天这类技术密集、链条漫长的产业，领军企业应可通过哪些具体举措来整合资源、打通上下游？
伍爱群：商业航天产业链涉及火箭研制、卫星制造、地面设备以及应用服务的上百个环节，没有领军企业“牵头”，必然是“一盘散沙”。对照SpaceX通过“可回收火箭”技术牵引产业链升级的经验，我认为长三角的领军企业应做好“三个角色”：技术引领者、生态构建者、需求提出者，才能把零散的技术和资源组织成能够攻关、能够量产、能够规模化应用的产业体系。
首先，做“技术引领者”，要敢于把钱和人放到卡脖子、难啃的技术上。商业航天的核心竞争，最终体现在关键技术的突破上，如可重复使用火箭、卫星互联网的组网与运维、航天新材料与发动机等。领军企业要把研发投入做到行业领先，很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核心技术研究院，联合高校开展长期攻关，并牵头制定技术标准，引导上下游围绕该标准并行开发，避免重复试错。
其次，做“生态构建者”，就是要把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拉到一起形成可协同的共同体。具体做法包括：以领军企业订单为核心，在临港、昆山、苏州等地打造“商业航天产业园”，形成“1小时协同圈”；建立供应商评估与提升体系，不只是下单买件，而是通过技术培训、共享检测设备、与高校联合定向培养高级技工，提升中小供应商能力；推动统一的供应链信息平台，实现计划、测试、质量追溯的互联互通，降低协作成本与交付风险。
第三，做“需求提出者”，把市场痛点转化为可解答的科研课题。领军企业最接近市场，可牵头把一线的业务难题系统化、工程化、题库化，然后把这些题交给高校和研究机构“答题”。例如，若企业发现“遥感数据处理成本高、效率低”，就牵头与上海交大、复旦设立“遥感智能处理”攻关团队，明确数据规模、处理时延、算法可迁移性等指标，约定成果产业化路径；再例如成立“长三角商业航天创新联合体”，把出题—答题—验证—产业化四个环节在一个治理框架下运行，避免研究成果成论文堆、项目经费被分散消磨，切实提升创新效率。
「长三角商业航天需形成“出题—答题—中试—产业化”闭环」
澎湃城市报告：您倡导“领军企业出题、科研机构参与答题、金融机构全程服务、人才机构全力支撑”的合作模式。您认为长三角最有可能率先突破哪一环？对于长三角航天产业的未来发展，您有哪些期待？
伍爱群：我认为，在“四环”模式中，长三角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是“科技领军企业出题”这一环。原因很简单：领军企业最贴近市场、最接近工程实践，既能敏锐捕捉产业痛点，也具备把现实问题工程化、题库化的能力。它们还掌握大量生产数据和工程样本，能够把抽象需求转为可检验的技术指标，从而带动上下游同步攻关与能力提升。
放眼未来，我期待长三角商业航天：
第一，在关键技术上要实现“以点带面”的突破。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耐久材料、卫星高集成平台和星座组网运维等，应成为优先攻关的技术方向，做到能验证、可放大、可复制。
第二，把“出题—答题—中试—产业化”做成制度化闭环。领军企业明确技术需求并提供长期订单或采购承诺，高校和研究院以项目制攻关，临港、昆山等地承担中试验证，政府提供里程碑式非稀释性资助与转化失败补偿，降低各方试错成本。
第三，构建坚实的金融配套与人才保障。建立以政府引导的耐心资本基金、推广发射险与技术转化险、培育懂技术的航天投资人。同时，推行双聘制、旋转岗位与技能认证，打通体制内科研人员参与企业攻关的制度通道。
基于这个可复制的生态闭环，长三角将能把发展商业航天的基础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力，推动区域产业集群升级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