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8日，随着日本《特定智能手机软件竞争促进法》的正式施行，苹果公司在其官网更新了针对日本地区的合规方案。在这份长达百余页的调整细则中，最令开发者振奋的莫过于“外链支付”的全面解封。对于长期深陷30%“苹果税”泥潭的亚洲开发者而言，日本市场的这一变化，犹如在密不透风的垄断铁幕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然而，这道原本带有“普惠”意义的曙光，在投向中国市场时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偏差。
制度性降税的“日本样板”
根据苹果公布的新政策，日本地区的佣金结构迎来了深度重组。最核心的变化在于：开发者现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他们可以在App内通过外链引导用户跳转至网页进行交易。在这一模式下，开发者需向苹果缴纳的费率从原先的30%骤降至10%-15%，基本降到了原先一半以下的水平。
即便开发者选择继续在应用内接入第三方支付系统，佣金费率也被限制在10%-21%之间（另加5%的处理费）。更具突破性的是，对于通过第三方应用商店或侧载方式分发的App，其佣金费率仅为5%。
这种近乎“腰斩”的降税力度，并非苹果的慷慨施舍，而是日本监管机构通过法制手段深度介入的结果。法案明确禁止了苹果利用系统优势对第三方应用施加不公平待遇，并将生效时间锁定在了今日（这里需要根据发布日期改一下）。这是继欧盟、美国、韩国之后，全球又一核心市场对苹果的垄断城堡发起的成功围猎。至此，在全球前四大智能手机应用市场中，唯独中国市场依然像一座孤岛，不仅坚守着30%的标准费率，且在分发与支付双重渠道上仍面临严苛限制。
被歧视的全球最大业绩支撑
这种“内外有别”的费率鸿沟，让中国市场的境遇显得尤为荒诞。从贡献度来看，中国市场长期对苹果业绩形成巨大支撑。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麒牧指出，苹果在中国的抽成比例要高于全球其他主要市场，而且总体收入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
但在享受权利方面，中国开发者却遭到了明显的“区别对待”。在美国、欧盟、韩国及如今的日本，苹果在监管压力下已经形成了制度性的退让。而在中国，目前的变动仍以零星的个案裁判为主，尚未形成强制性的制度调整。胡麒牧认为，互联网反垄断监管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既要让头部企业通过技术优势获得收益，又要防止垄断带来的社会福利下降。
在中美博弈的复杂语境下，苹果主动开放相关服务并降低分成比例，本应是其深耕本地生态、对冲安卓系统冲击的明智之举。遗憾的是，面对这个为其贡献了巨额利润、为其供应链提供核心支撑的市场，苹果的表现似乎缺乏足够的诚意与远见。
监管围剿下的“全球通例”与“中国特例”
回顾过去两年的全球监管版图，针对苹果税的围剿已经形成共识性高压。
在英国，竞争上诉法庭已作出判决，认定苹果收取过高佣金构成不公平交易，苹果面临高达20亿美元的消费者赔偿，且法庭认定苹果税的合理比例最低10%，最高仅17.5%。
在欧盟，苹果不仅被课以18.4亿欧元的巨额罚单，更被迫允许开发者告知用户更便宜的替代支付方式。在荷兰，监管机构通过连续十周、每周500万欧元的累积罚款，最终迫使苹果在约会软件领域做出让步。
这一系列的监管成果，共同拼凑出了一幅清晰的图谱：全球范围内的数字正义正在回归，而中国正处于这幅图谱的边缘。中国消费者和开发者承受着全球最高的费率，却享受着最封闭的生态服务。这种明显的“国别歧视”，不仅加重了中国初创企业的出海与生存成本，也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最终由中国亿万消费者买单。当中国用户在购买音视频会员、游戏道具时需要多支付30%的溢价时，这笔昂贵的“入场费”显然已经背离了公平贸易的基本原则。
专业法治路径下的权利觉醒
解决苹果税“内外有别”的问题，绝非单纯的意气之争，而是一个严肃且专业的法律命题。打破垄断坚冰的路径需要回归司法与行政的专业认定。日本的“松绑”或者是一个正向信号，日本的最新政策为亚洲国家提供了更清晰的监管指引、更明确的降费标准和路径，其核心在于通过立法确定“明确的降费路径”和“清晰的合规指引”。
正如胡麒牧副秘书长所言，垄断治理的尺度要根据国情去设定。对于中国而言，开放第三方支付渠道、降低与全球优惠标准持平的费率，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障数字经济活力的必然要求。苹果税在中国是一个专业法律问题，解决这一内外有别的问题，需要尊重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专业认定。
苹果税在中国市场的裂痕已经显现。随着日本“亚洲首例”破冰成功，中国开发者与消费者的公平诉求正汇聚成推动变革的强大力量。资本巨头与权利的天平不应由于国别而发生倾斜。在这场关乎数字正义的博弈中，中国市场等待公平回响的时间，不该太久。毕竟，一个更加开放、透明、费率合理的生态，不仅有利于中国开发者走向全球，中长期来看，也将是苹果对冲竞争冲击、留住中国用户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