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非虚构纪实作品《出梁庄记》问世，记录了一群离开梁庄去外地打工者的生存状态。留不下的城、回不去的乡，是一代农人的时代缩影。
2026年6月，我跟随媒体团走进了贵州雷山。在许多雷山人的生命历程中，也有着出走与返乡的共同经历。但雷山人的乡愁，比以往大众熟悉的外出务工要更为复杂。
以往提到进城务工，是城市向乡村抽血，乡村承受了家庭的离散、乡土的衰败等代价。相比打工的微薄收入，像是一场得不偿失的交换。可是，对雷山人来说，相比长期困居深山的绝对贫困状态，世代赤贫的宿命，挪穷窝是改变命运的必经之路，是一个收益远大于代价的最优解。
2015年，雷山县的移民搬迁工作全面展开，有三类居民需要迁徙：一种是原本居住地格外险峻，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一种是位于雷公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村子，需要整体生态搬迁；还有一类是水电气基础设施实在难以贯通，唯有人口搬离。
搬离原生山林后，靠山吃山的雷山村民一下子进入城镇社区，失去了固有的生存路径，绝大多数搬迁家庭，都选择外出闯荡，到沿海务工，将孩子和老人留在雷山，便有了成千上万的留守家庭。
贫瘠闭塞的原生山林，是雷山人回不去也不想回去的故土。当外出务工的代价客观存在，如何放大出山安居的正向收益，减少阖家分离与人口外流，是雷山的真正命题。
从许多雷山人的亲身经历中，我看到了一条数字化赋能乡村的归巢路。从脱贫到振兴，雷山人的生命行旅，与雷山的发展、乡村数字化紧密相连。
欲知详情，请看《入雷山记》。
脱贫攻坚之后，雷山人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也催生了许多留守家庭。按照黔东南州平均外出务工比例60%估算，移民搬迁社区大概有上万个由老人和儿童组成的留守家庭。
她的孩子留守在老家，养成了很多不良习惯，加上家里老人溺爱孩子，问题越来越突出，这让她决心回乡。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她就把在福建务工的爱人也叫了回来，办了一家服装厂。但初期生意并不好，辛苦经营两个月，结算完员工工资后，只剩五千元，还不如出去打工。
没有销路，就没有收入。当时，恰逢电商经济刚刚兴起，友成基金会便想到，以线上渠道为切入点，通过电商来解决本地产业走不出去的问题，于是有了“让妈妈回家创业”项目。
可实际一推进，才发现让妈妈回家做电商，有许多前置条件：
1.要有网。当时，有爱心人士告诉友成基金会，数字化赋能乡村女性去做电商创业，必须先证明中国乡村具备开展电商的网络条件，否则这个事情就是不成立的。
幸好，当时的农村网络建设一直在加速。2015年，两部委联合启动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推动农村宽带建设，助力实现2020年98%的行政村通宽带、农村宽带接入能力超过12Mbps等“宽带中国”战略目标。加上运营商的大规模投入，提速降费等措施，普及且普惠的网络基建，成为数字乡村、电商扶贫、智慧农业等不可或缺的底层支撑。
2.要有人。电商涉及许多新的技能，需要乡村女性自己有很强烈的意愿参与培训。侯昌菊此前连基础记账都不会，她说，那时候是冒着一种“哪怕离婚也要干的风险”去学习。通过多次培训，她补齐了电商运营、财务管理、企业管理等多项短板。如今，她的服装厂稳定接到外贸订单，已吸纳当地社区的多名留守妈妈在本地就业。
（图注：侯昌菊的服装厂获得多个奖项）
3.要有社会支持系统。乡村女性创业，家人不理解，全村人都不看好的情况并不少见。解决家庭、生活、精力的多重制约，不能只靠妈妈们独自努力，也需要一个友好的环境。所以，友成基金会支持妈妈们带着孩子去上课，解决参加培训的后顾之忧，也鼓励妈妈们带着老公一起去旁听，看看创业课程到底在培训什么内容，是不是对他们的家庭真的有帮助。
就这样，逐渐有越来越多的雷山乡村女性，因数字化赋能而顺利返乡。其中，杨树桢的命运改变最为巨大。
2016年，杨树桢为了不让孩子变成留守儿童，选择回乡，2018年她成为“让妈妈回家创业”项目在雷山的首批学员，从零开始学习电商、直播运营等技能。
刚开始，她学做短视频很难。一朵花要绣一个星期，但一个星期才发一个产品视频，没法吸引关注。老师就教她，绣花的细节和过程，也都可以发出来。杨树桢就开始发这些内容，突然有一天火了，成为网络上有名的“苗绣杨老师”。
随着线上订单的增长，杨树桢自己站稳了脚跟，让深藏大山的苗绣，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如今，杨树桢不仅阖家团圆，生活条件也大幅改善。
从传统的吊脚楼搬进了高层小院，杨树桢还开辟出非遗体验空间，开设了苗绣工坊，带动周边120余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她的工作室也正式获评为“贵州省非遗传承基地”，成为雷山非遗文化的一张名片。
许多游客来到雷山，想体验苗族刺绣，当地人第一时间就会推荐杨树桢。
在杨树桢的家里，她把一张培训班的合影，跟自己的各种奖状奖杯，放在了一起。或许，走进那个电商培训班，是她自己和整个家庭，真正的命运转折点。
挪穷窝，是雷山人脱贫的第一步。比安居更难的，是换穷业。
没有产业支撑，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渠道和有吸引力的就业岗位，许多有一技之长的雷山人无法施展本领，有家不想回。对雷山来说，安居无法乐业，易地搬迁与脱贫攻坚的成果也难以巩固。
谁能帮雷山换穷业？返乡青年。
在农业农村部统筹指导下，友成基金会自2018年开始扎根雷山开展定点帮扶工作。他们发现杨树桢这样的产业带头人，不仅自己过得还不错，可以把货卖出去，还有非常强烈的动力要反哺乡村，带动乡村发展，在绿色发展、解决弱势群体就业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便开始孵化乡村社会企业家。首批加入孵化营的，有许多返乡创业青年。
他们拥有更系统的知识储备，更开阔的视野，能够依托新时代基础设施，改造雷山的传统产业，并引入新兴业态。脚尧村的余蓝、杨胜明夫妇就是代表。
2018年，二人回乡创业，牵头成立茶叶合作社。地处雷公山腹地的脚尧村，以前卖茶叶全靠人拉肩扛，不仅辛苦，而且山高路远，物流不便，赶不上一个月的春茶销售黄金期。虽有雷山银球茶这样的地理标志产品，但无法完全打开销路。
群山环绕的物理条件无法改变，想要打破销售瓶颈，脚尧村这样的偏远乡村，只能依托数字化通路，直播电商成为夫妻两人的卖货渠道首选。
但开展这类直播，对网络要求极高，稳定上传高清视频流，通常需上行速率≥10Mbps，4G网络在山区常不稳定。脚尧村有这个条件吗？
2020年，雷山县正式印发《雷山县推进5G建设发展实施方案》，全面启动县域5G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落地“5G+智慧旅游”“5G+数字乡村”两大应用场景，在核心景区新增微基站，打通深山数字壁垒。
数字基建不再掣肘，余蓝、杨胜明夫妻俩便大胆开拓销路：
一是线上销售。依靠直播电商，用抖音短视频讲述茶山故事，展示种植加工全过程，不少游客在线了解到当地的茶叶、炒茶项目，主动慕名来到脚尧村参与体验。
二是低空经济。中国邮政在脚尧村投入无人机，M400型号无人机载重6公斤，20分钟就能将村里的茶叶、山货等送到乡镇或景区的游客手中。载重30公斤的SC30无人机，则可以在茶山上飞行，替上了年纪的采茶阿姨把采好的茶叶送到工厂，大大减轻人工负担。
直播等数字化通路，带动了茶山的收益，经营稳定之后，合作社也坚持每年从利润中提取5%投入村庄公益事业，让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有了闲暇，外出旅游，享受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数字化基建的全面覆盖，李晓明也是另一个受益人。
返乡创业后，李晓明带领村民们发展羊肚菌、土蜂蜜等高端农产品，同样发愁销路问题。
好在，目前全县80%至90%的区域实现5G网络覆盖，可满足直播带货的网络需求，李晓明便在山上的蜜蜂养殖基地进行直播，现场摘现场卖，十分直观，网友们一看就知道是新鲜采摘的，在春节的采购旺季，成交率极高。
但深山数字赋能的推进过程，依旧存在现实短板。比如脚尧村的茶园，地形复杂，部分角落网络信号薄弱，直播过程中容易出现信号卡顿、断连，不少外来达人前来直播探店，因为网络不稳定，就很难做下去。
换穷业，离不开ICT基础设施的全域普及与持续升级，既是返乡青年把手机变成新农具的前提条件，也是服务产业落地后游客前来游玩的体验保障。
数字基建支撑产业焕新，雷山也是无数中国乡村的缩影。
一个返乡妈妈，可以幸福一个家庭；一名返乡青年，可以盘活一条产业链。不难发现，雷山振兴的关键，在于人。
缺人，尤其缺能人，是全国乡村发展的共性难题。多地即便出台高额补贴，依然很少有人才愿意回乡发展，外来人才在乡村事务中也处处掣肘。
反观雷山的乌东村，就格外不同。通过原住民、新村民、智囊团的“三民共治”，乌东村发挥各方才智，打破了人才不足的困境，焕新了一座苗乡村落。
行走在乌东村，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会发现这个村子跟传统苗乡村落不太一样：
首先是业态丰富，且接近年轻群体。书店、美术馆、酿酒屋、茶室、精品民宿、研学基地等文旅业态，用乌东村民的话来说，都是大家眼中跟传统村落完全沾不上边的。
而这些业态，却与乌东村的本地风貌、民族风情，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在地化改造，是乌东村的第二个特点。
村民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业态都能进入乌东村。比如苗族代表性的银饰打造，在很多苗寨或仿古一条街都能看到，但乌东村本身就不存在这个业态，所以不会强行嫁接。
而乌东村本身就有的稻米种植、酿酒等本地文化，则通过新业态得以保留和放大。“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的饮酒民俗，是本土核心文化符号。乌东村依托这一民俗，打造特色稻酒产品，常年供不应求。酒坊的盈利，不仅为当地种米的农人带来了收入，也保留了种地的第一产业，避免土地撂荒。从插秧、稻谷晾晒、碾米到蒸酒、制曲，每一个环节都可转化为研学课程，让游客沉浸式体验。
不仅要内在和谐，外观上，当地的民宿、美术馆、咖啡屋、书房等建筑空间，也依托老房子改造而成，融入村落的原生风貌，业态虽有创新，但视觉上并不突兀。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乡村全面振兴拉开序幕。全面振兴，包括粮食生产端牢饭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及绿色和美的乡村自然生态环境……这幅画卷，已经在乌东村徐徐展开。
新村民+返乡青年的深度参与，是乌东村产业发展的关键。乌东村成立了一个村运营公司，吸引了12个大学生回村就业、创业。在职业经理人的带领下，这些大学生可以参与乡村建设，去美术馆、书店、咖啡屋、酒坊等更贴近年轻人偏好的岗位就业。
底薪加提成的薪酬机制，在家门口就业的月收入有四五千元，在当地是一份不错的收入。
另一类参与乌东村发展的人，是全国各地的“智囊团”。
比如在酒坊的建设中，贵州大学的教授发现该村保留了采摘野生物种制作酒曲的传统，建议酒坊放弃市面上通用的酒曲，改为本地植物，以“夜郎无闲草，处处都是宝”作为核心产品力。果然深受欢迎，后来还进一步开发成了旅游体验项目，让游客参与植物采摘、制作酒曲等环节。
除了教育界，乌东村“智囊团”还有来自政策界、企业界的人士，他们站在市场的前沿、政策的前端，一起来群策群力。乌东村要往哪些方面走，要做什么业态，都是通过各社会各界的人一起来调度。
一是靠机制。村委专注协调治理，化解原住民与外来人才的矛盾，不干预正常的文旅经营。职业经理人则专注产业发展，拥有经营自主权，同时推行“5311”分配机制，将集体收益50%用于产业滚动发展、30%用于村民分红、10%用于村庄公益与基础设施维护、10%用于人才干事激励。这种机制兼顾了各方利益，所以村里矛盾少，新兴产业起来的也很快。
另一个就是靠真诚。一位新村民说，就腆着脸找大家出谋划策。村里对全国来的智囊团都十分重视，高校师生来当地考察、采风，村里都配合，也会提供一些基础支持。当然，苗乡村落的能力有限，主要还是靠智囊团用爱发电。
从易地搬迁挪穷窝，数字赋能换穷业，到人才聚集造新村，走进雷山，也走进了许多雷山人的生命旅程。
从脱贫到振兴的成长路径，让走出去的雷山人，得以回家团聚，向往乡村的八方人才，也得以在雷山聚首，扎根当地。
这条归巢路，是一条与数字化同步进行、由数字化深度赋能的乡村发展之路。
但需要说明的是，数字乡村并不一定意味着繁荣乡村。
当下，全国乡村的数字基建大多已趋于均等，真正拉开乡村发展差距的，是有多少人能把这些数字基建用起来、用得好。究其本质，是知识的高效利用。
经济学理论中，经济系统运行的核心，是积累能量分配的知识。在数智时代，产业要素早已不再是土地、物产等有形要素的简单叠加，知识要素的积累与高效利用，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尤其是如何把乡村的在地情境知识，与直播运营、智慧农业、低空经济等现代产业知识结合起来，融入非遗文化、茶叶、农产品、文旅等乡村业态之中。这些都是雷山确有实效的探索。
通过数字化网络赋能当地，雷山人在线学习技能，一步步把电商、直播、AI等新的知识要素，引入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留守家庭和传统村落的面貌。而一点点崛起的新兴产业和村落，开始召唤更多返乡青年和外来人才，让新的知识要素源源不断涌入，注入发展动能。
从脱贫安居到内生振兴，雷山的故事说明，一座乡村最大的财富，就是带来改变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