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后殖民理论到全球南方研究，从对“东方主义”的解构到对普遍主义叙事的质疑，域外学界积累了丰厚而深刻的批判资源。这些思想成果，既是对既有权力-知识结构的清算，也为我们重新理解世界秩序、重新定位自身位置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将非殖民与帝国批判的问题意识引入中国，有助于确立一种平等互鉴的文明史观，对于当下火热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与价值论意义。引进的目的不仅在于学习，更在于批判，在于扬弃中的拿来主义；翻译的目的在于对话，在于更好地创作，通过翻译进一步激活国内学术界。
本文系历史学者陈恒为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非殖民化与帝国批判丛书》写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以飨读者。
殖民(colonization)是一个外来概念。“殖民地”(colony)一词源自拉丁语“colere”，意为“耕作或农耕”。罗马殖民地本质上是罗马公民在空置或（更常见的是）已被占领的领土上建立的定居点。在某些时期和某些情况下，殖民者仍保留罗马公民身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不再保留。然而，希腊殖民地(apoikia)与罗马殖民地(colonia）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母邦领土范围之外建立的独立城邦。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希腊殖民与罗马殖民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一类是希腊式的apoikia；它虽然与母邦保持密切联系，但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另一类则是罗马式的colonia；它始终被视为母国的一部分，而非独立政治共同体。
不过，古代地中海的殖民与近代欧洲的殖民扩张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古代希腊和古罗马的殖民是前工业时代扩张的一种形式。这类是有限的、范围是地区性的、影响是局部的，属于这一方面的或那一方面的，而不是全面的，不是在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的这一过程中具有全部意义的；而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则是全球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形成的世界体系，其核心是对殖民地人口、资源和市场的制度化支配与剥削。从全球史视角看，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是古代殖民，而是15世纪以后出现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它第一次把世界各大洲纳入同一个不平等的权力与经济网络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殖民遗产”“后殖民主义”时，通常指向的是近代欧洲殖民扩张，而不是希腊人建立马赛或罗马人在高卢建立的那些殖民城邦。而近代殖民帝国是在其全球扩张过程中创造出了最终瓦解自己的因素。随着帝国的崩溃，我们的世界经历了一场根本性的重组。这一殖民地脱离殖民母国而获得独立的过程，通常被称为“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李安山教授认为把“decolonization”一词翻译为“非殖民化”含义中性，并非仅“强调殖民国家在殖民帝国瓦解过程中的活动”和“强调西方殖民国家给以殖民地独立的主观能动性”；“非殖民化”一词内涵丰富，其内涵在时空上比“殖民体系崩溃”更为广泛；历史文化的非殖民化任重道远，需要社会人文科学家的长期努力。由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那些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独立的？
「殖民、帝国主义与殖民性」
扩张的冲动始终存在于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商业革命的兴起以及新大陆的发现，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所谓的“旧帝国主义”。推动这一扩张浪潮的主要动力通常被概括为“三个G”：黄金（Gold）、荣耀（Glory）和上帝（God）。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法国和英国先后建立了殖民帝国，并将美洲欧洲化。在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扩张中，殖民地的利益被视为宗主国利益的附属，这种做法正是当时重商主义思想的真实体现。……然而，187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突然重新兴起，海外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以“文明化”落后民族为借口，在亚洲、非洲以及近东和中东地区疯狂争夺富饶的领土。这一新一轮帝国主义扩张既拥有热情洋溢的拥护者，也遭到了尖锐而严厉的批评。
世界上广大地区在其历史上都曾一度被欧洲殖民者占领，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欧洲殖民主义的影响。即便是那些未曾被占领的地区，例如中国，也经常遭到怀揣着往往毫不掩饰的殖民野心的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入侵。自15世纪中叶兴起，至20世纪中后期最终解体，西欧海外殖民帝国在长达约五个世纪的时间里，深刻塑造了世界各大洲及其人民的历史进程。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殖民帝国，曾先后控制整个美洲和澳大利亚、99%的波利尼西亚、90%的非洲以及近50%的亚洲。这些西方殖民强国，其领土总和虽不足世界陆地面积的2%，却缔造了首批横跨全球的海洋帝国。借助这一体系，欧洲殖民者遍布几乎所有有人居住的地区，基督教传播至整个殖民世界，西方的语言、法律、制度、技术和价值观也被广泛移植到全球各地。这种兼具政治、经济与文化维度的扩张，不仅改变了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深刻重塑了与西方持续接触的非欧洲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不难理解，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本质一直是争议重重、道德主张相互冲突的话题。殖民主义绝非一段已经结束且与现实无关的历史，它的遗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国际关系与文化认同。因此，殖民主义仍然是一个不断引发新解释和激烈学术讨论的重要历史议题。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1913-2004）说：到20世纪，非西方世界已经受够了被征服和被剥削的命运。放眼全球，西方列强建立的帝国开始纷纷瓦解。然而，这一时期既是西方霸权衰落的时代，也是西方文明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因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治理模式已传播至世界各地。事实上，真正完成全球性征服的并非西方帝国本身，而是西方文明这一理念；它以一种近乎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成为塑造现代世界秩序的主导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人们已越来越倾向于将18—19世纪美洲独立与20世纪的亚非非殖民化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18—19世纪的美洲独立是所谓的“大西洋革命时代”，其本质是定居殖民者的独立；20世纪的亚非民族独立运动是结束欧洲殖民帝国的正式统治，民族国家的非殖民化。这种划分既保留了政治史意义上的非殖民、民族意义上的独立，亦反映了近几十年来殖民史、帝国史、大西洋史和非殖民研究的发展方向，也纳入了当代非殖民理论关于殖民主义结束而殖民性仍存续的讨论。近年来广泛讨论的“非殖民性”（decoloniality）便是民族独立后如何进一步走向政治、经济、知识、文化、法律与制度层面的独立。正如秘鲁思想家奎杰罗(Aniibal Quijano，1930-2018) 在其晚年的论著中所强调的，今日全球权力矩阵（matrices of global power）并非一种静态的结构，而是在不断发生变异与重构的动态体系，并持续塑造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关系。与之相对应，对这一权力体系的反抗也始终处于流动、生成与创新之中，而非殖民的各种实践——无论是建构、颠覆还是主体性的确认——同样不断发展和演进。通过引导人们对殖民权力矩阵（colonial matrix of power）及非殖民的现实实践进行深入思考、分析与反省，奎杰罗唤起了截然不同世界的存在及其可能性。这意味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虽然作为政治制度已经终结，但其形成的权力、知识、经济、文化和种族等级体系仍然持续塑造现代世界。
可见，帝国表面上的终结，并不意味着非殖民化的真正实现；殖民主义并未随着帝国的消亡而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语言表达和行为模式之中。帝国仍然无处不在。帝国主义——被理解为帝国思想和实践的范畴——至今仍挥之不去。人们意识到非殖民是一件事，真正荡清殖民所带来的危害是另一件事。殖民政府离开了，不等于精神自主实现了；民族国家建立了，不等于殖民结构消失了；政治独立实现了，不等于经济依附终结了；疆域确定了，不等于文化认同和知识依附解决了。这就是奎杰罗所说的“殖民性”（coloniality）：尽管作为一种公开、正式的政治统治制度的殖民主义已经瓦解，但殖民性仍然是当代世界最普遍、最深层的支配形式。当然，殖民性并不能涵盖民族之间一切剥削与支配关系的全部条件和表现形式；然而，在过去五百年间，它始终是这些关系得以形成和运作的基本权力框架。此前历史时期存在的殖民关系，或许也曾造成某些类似的支配后果，但它们既没有产生现代殖民性的历史影响，更没有构成任何一种全球性权力体系的根基。这就是说即使殖民政府消失，但权力关系、知识分类、文化等级、种族歧视等等，依然按照殖民时代建立起来的逻辑运行。殖民主义结束了，但殖民性没有结束。因此，非殖民化既包含政治层面的主权转移，又包含经济层面的权力重组、文化层面的身份重构、知识层面的去霸权。非殖民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文化运动和知识运动。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只是非殖民的起点，而非终点，我们须不断反思与批判。
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很难说福楼拜与一位埃及妓女的相遇所塑造的、广受影响的“东方女性”形象是双方自愿的；她从未谈论过自己，从未表达过自己的情感、存在或历史。是福楼拜替她说话，并代表了她。福楼拜是外国人，相对富裕，且身为男性——这些作为支配关系的历史事实，不仅使他得以在肉体上占有库丘克·哈内姆（Kuchuk Hanem），更让他得以替她发声，并向读者阐述她如何体现“典型的东方女性”特质。萨义德因此得出结论：福楼拜相对于库丘克·哈内姆的强势地位并非孤立案例。它恰恰体现了东西方之间相对力量的格局，以及这种格局所催生的关于东方的论述。这就是萨义德在《东方主义》开篇中就引用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意味着知识生产中始终存在的偏见：东方主义不仅是一种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谁有资格发言、谁被迫沉默的权力结构；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体现为不同程度的复杂霸权。经过数百年西方教育制度、学术话语和传媒传播的反复生产，这种带有明显权力偏向的认知模式已经扩散到全球范围，甚至被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为常识，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层的文化盲从。
启蒙哲人爱德华·吉本说：“帝国的历史就是人类苦难的历史。”熊彼得说，所谓帝国主义是指国家那种无所不包、不择手段地进行无限武力扩张的倾向。帝国主义的这种贪婪无限的扩张，必然会导致帝国直接追求普世主权，一种按照自身文明标准去统治全人类的权力。正如哈特所说：“帝国的概念的基本特征是没有边境，它的规则是没有限定。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帝国的概念假定了一个体制，这一体制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没有国界限定它的统治权。”通常认为“帝国主义时代”始于19世纪70年代晚期欧洲列强“瓜分非洲”，于20世纪40年代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削弱西方对殖民地的控制，因为西方需要这些殖民地为欧洲提供战争所需的人力和资源，而这场战争对于非洲人和亚洲人来说其实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然而，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独立的各种历史进程，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启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殖民主义”（colonialism）已成为“帝国主义”（imperialism）的近义词，并逐渐带有不公正的政治统治或政治支配的含义。正如欧洲列强的大多数殖民地是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间迅速建立起来的一样，它们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间迅速瓦解。1944年至1964年间，共有53个国家获得独立；至1963年年中，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已超过10亿，占当时全球31.8亿人口的31%。经历了数个世纪海外扩张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欧洲似乎正在从世界舞台收缩，重新退回到那个五百年前开启全球扩张事业的欧亚大陆西端半岛。如果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算起，这些殖民帝国的扩张与巩固，大约经历了三个多世纪。与如此漫长的殖民扩张时期相比，非殖民化的短暂岁月似乎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然而，这一瞬间却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下的努力与未来的可能」
上述那些情况说明，殖民帝国或许已经消失，但殖民主义所塑造的权力关系、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等，却未必随着国旗的降下而自动终结。帝国退场并不意味着非殖民化业已完成。因为，“帝国主义思维依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不断更新自身并发生变异。”真正的非殖民化，远比获得政治独立更加漫长，也更加复杂。这是我们出版这套译丛的目的所在。所选图书尽量考虑不同的时间、区域、国家、学科与人物，以期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需要具备揭示这些建构背后更深层次真相的力量。我们有必要重新构想过去，从而重新构想一个更具可行性的未来。
葡萄牙社会学家桑托斯说：世界各地持续不断的反压迫斗争正是这些潜在替代方案的真正承担者，就必须实现一场认识论的转向。这一转向应当建立在我所称的“南方认识论”之上：我们必须在不断重新解释世界的同时改变世界；而且，与改变世界本身一样，对世界的重新解释也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思维方式；对世界持续不断的重新解释，只有在社会斗争的实践中才有可能实现；既然各种社会斗争都会调动多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那么，对世界的重新解释也就不可能由任何单一知识体系独自完成；等等。第一辑推出的几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殖民与非殖民问题。本丛书第一辑推出的几本书都是理解非殖民的优秀读物。比如，杜维纳奇（Amy Duvenage）的《非殖民化之路：全球南方思想导论》（金利杰、郭宁、张江燕译）旨在为大众提供一本全面系统理解非殖民研究的导论，旨在帮助读者摆脱以欧美理论为中心的社会科学训练，引导他们接触全球南方的思想传统和非殖民理论。达维拉（Jerry Dávila）的《特洛皮科酒店：巴西与非洲非殖民化的挑战（1950—1980）》（王迪译），读者可理解为，作者是把“非殖民化”从“帝国退出殖民地”重新定义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重新建构国际秩序”的历史过程。伦巴（Allan E. S. Lumba）的《货币当局：美国殖民菲律宾的资本主义与非殖民化》（肖艺伟译）探讨了美国如何利用货币政策和银行系统为种族和阶级等级制度辩护、实施资本主义剥削，以及如何在美属殖民地菲律宾对抗非殖民化运动。雷诺兹（Nancy Y. Reynolds）的《被吞噬的城市：城市商业、开罗大火和埃及非殖民化政治》（卢兆瑜译）是近年来埃及现代史、城市史、消费史、非殖民化史交叉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代表了一种值得重视的新趋势：将非殖民化从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下移到城市、消费、商业空间和日常生活层面来理解。布坎南（Andrew N. Buchanan）的《从世界大战到战后：革命、冷战、非殖民化和美国霸权的崛起（1943—1958）》（范文豪译），试图从非殖民化、冷战、美国霸权三个彼此独立又相互交织的维度过程来说明1945年以后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书的共同点是角度新颖、语言活泼。希望读者们喜爱。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改变世界，亦在改变历史书写的方式与内涵，非殖民化进入新阶段。有组织的科研、自主的知识生产、三大体系建设……归根结底是知识与学术的主体性、自主性、自我性。区域国别研究所获得的知识可服务于以下不同的层面与领域：国际交往、经贸往来、民众域外知识的普及、构建文明新形态等等。因此，如何将区域国别研究所生产的知识转化为国家战略、学术创新、社会发展，探索其实施路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作为学术研究的区域国别学，在本质上是要服务国家政策研究的，其主要目的是如何让国家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最高境界。西方学术界已积累了很多经验与教训，知识界也进行了大量反思。所以我们认为从非殖民与帝国批判的角度来设计这套丛书非常重要。引进的目的不仅在于学习，更在于批判，在于扬弃中的拿来主义；翻译的目的在于对话，在于更好地创作，通过翻译进一步激活国内学术界。坚持下来就会取得成果，就会取得越来越多有思想的、实证的、富有道德感的好作品。
（作者陈恒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