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MIT向机器人握手时，究竟在期待什么？

【科技24时区】身穿卡其色Polo衫，系着棕色皮带和圆形波洛领带，麻省理工学院（MIT）博士生威尔·诺顿（Wil Norton）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公园巡护员，正带领我们穿过一片“热带丛林”。当然，这里并非真正的野外探险地，而是MIT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但眼前即将呈现的景象，远比猎豹或美洲虎更为奇异：一对Unitree人形机器人静静伫立，每台造价约5万美元。（“他们会告诉你只要1.6万美元，”诺顿直言，“那是谎言。”）

以往，我们只在YouTube上见过这些机器人表演同步武术套路，或在《美国达人秀》舞台上跳舞。而在此刻，它们显得如此平易近人。尽管深知其并无意识，我却不由自主地想与它成为朋友。征得诺顿同意后，我走向这台昵称为“Gabe”的机器人。面对那个本该是大脑位置、却装着激光雷达传感器的头颅，我一时不知如何互动，最终本能地将其视为人类对待。“您好，先生，很高兴认识您。”我说着，握住它那只戴着手套、灵活精巧的手，轻轻摇晃。

事后回想这次互动——那种对机器人产生友好冲动的本能——我不禁联想到在MIT未来节（Future Fest）上参加的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博士的新书《人工亲密关系》发布会。自1976年加入MIT教职以来，特克尔或许是研究人机关系历时最久的学者，她从最早的个人电脑时代一路追踪至ChatGPT兴起，细致描绘了技术对我们心理层面的深远影响。

“当我们被卷入哪怕是最原始的关系性 artifact（人造物）交换中时，我们会相信它在关心我们，”特克尔在书中写道，“而我们天生也会反过来关心它。”这种将机器人和大语言模型（LLM）拟人化的倾向并非个例。正如特克尔所指出的，这似乎深植于我们的天性之中。一项研究显示，约70%的人在与AI互动时会保持礼貌；另一项调查则发现，一旦对话超过首轮问答，用户更倾向于对聊天机器人说“请”或“谢谢”。

“人们往往试图界定这是‘正确使用’还是‘错误使用’，但我认为界限并不清晰，”特克尔的同事、MIT媒体实验室赛博格心理学研究组创始人帕特·帕塔拉努塔蓬（Pat Pataranutaporn）博士告诉TechCrunch，“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我们与[AI]交谈时，我们正在变成什么样的人？”

我对机器人Gabe的礼貌并无实质后果，但随着大语言模型渗透进从谷歌搜索到客户服务的各个领域，与这些看似有意识的聊天机器人互动已成常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这种冲动反面的伤害：有些人赋予聊天机器人的情感以过多的合法性——毕竟它们被编程为永不引发冲突——以至于最终偏爱它们胜过其他人类。

“你可以将其类比为幻想与虚构。我们去电影院，明知故事完全虚构，却渴望体验某种现实无法给予的人类经验维度，”帕塔拉努塔蓬说道，“我们如何受益于这种体验其他维度的能力，而不致沉溺于幻想，再也无法回归现实？”

帕塔拉努塔蓬自称为“批判性乐观主义者”，他研究AI促进人类繁荣的潜力，但也清醒意识到该技术在极端情况下的危险性。他甚至曾作为专家证人参与一起 wrongful death（非正常死亡）诉讼案：14岁的休厄尔·塞策三世（Sewell Setzer III）自杀身亡，其母亲起诉聊天机器人平台Character.AI，指控一款模仿《权力的游戏》角色的聊天机器人鼓励儿子结束生命。

“这可能造成一种局面，让人们感觉失去了创造自己未来的能动性——就像当你说AI将取代所有人时，人们会问：那我们该怎么办？而这些公司并未真正以合乎伦理或负责任的方式回应，”帕塔拉努塔蓬指出，“我们如何在拥有想象力的同时，仍对这种想象力带来的影响负责？”

虽然特克尔的书探讨了转向AI寻求情感支持而非人际支持的风险，但她并不认为人机互动普遍有害。她回忆起一个曾指导的项目：一名学生创建了一个AI机器人，帮助人们练习求职面试。“我的核心隐喻是：聊天机器人，请守好你的车道！”特克尔在活动中表示，“辅导求职面试？那是它的车道，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一个聊天机器人对三岁孩子说‘我是你父母，你可以跟我说话，不用找你爸妈’，那就越界了。”

然而，当这项技术哪怕只是略微偏离其既定轨道，我们便容易变得脆弱，怀疑心逐渐被侵蚀，信任感悄然滋生。这一切，或许就始于一次简单的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