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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在华盛顿举行的“Winning the AI Race”峰会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布了《人工智能行动计划》（AI Action Plan）。几天后，英国皇家研究所发表了一篇名为《Trump’s AI Action Plan seeks customers, not partners》的分析解读文章并在标题中点明了其判断：这份计划瞄准的是把他国当作“客户”，而不是平等“伙伴”。专家认为，行动计划既有意料之中的部分，也有出人意料的转向，并整体折射出美国对外科技战略的新逻辑。
本文首先强调了美国在算力与基础设施上的压倒性优势：即便英国、欧盟、印度、海湾国家等都已陆续公布各自的人工智能战略，但与美国相比仍显逊色。用数据中心与高性能算力来衡量，欧洲当前与在建项目合起来，至2027年“也许仅能贡献全球算力的一个很小比例”；而美国“今天大约占据全球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性能的四分之三”，这意味着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在可预见的未来基本上仍是“中美双雄”的格局。因此，这份美国版“行动计划”有可能成为真正改变国际走向的一份人工智能战略文本。
按照评论的概括，行动计划由三根“支柱”搭建而成：其一，尽量削减可能阻碍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监管；其二，重金扩建国内人工智能硬件底座，包括数据中心、电网与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的“恢复”；其三，把“美国人工智能”整体打包输出海外，并在部署和科技外交上对冲中国的唯一性对手地位。对硅谷而言，第一支柱并不意外，特朗普第二任期把人工智能界定为“全球主导权竞速”的叙事，强化“更快、更全面地创新”的动员逻辑，自然会被产业界理解为对更严监管的否定与对放松管制的背书。尽管此前意在限制各州自立人工智能监管法的“Big Beautiful Bill”尝试受挫，但总体走向对大型科技公司可谓“合拍”。
更出乎意料的是对“开源人工智能”的强调。评论指出，行动计划把“发展由美国主导的开源模型”写进核心，直指要在开源赛道上正面应对中国的领先态势。过去几年，美国头部公司倾向于以“黑箱式”的专有模型为主，欧洲、印度等地的开发者难以获得如GPT-4这类模型进行本地化控制与改造；与之相对，中国企业已经开源了包括Qwen（通义）与DeepSeek在内的一系列高水平模型，这些模型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成为许多国家产业落地的现实选项。尤其适合那些强调“技术主权”、希望在关键技术上拥有更大可控性的国家。美国此次转向，意在“确保美国拥有以美国价值为底色的领先开源模型”，并借此引导更多国家在开源选择上“选美不选中”。
对外层面的“去中国化”贯穿全文。行动计划对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与七国集团（G7）等多边平台提出批评，指其推动了“繁琐监管”与与“美国价值不一致”的文化议程，或“受到中国企业影响”。同时，商务部被要求识别那些在“表述上与中共叙事趋同”的人工智能模型与对齐做法。评论认为，这种“批多边、强双边—单边输出”的线路，目的在于减少不确定性，加速美国方案的全球扩张。
更关键的一点是，这份计划把“世界其他国家”主要界定为一个人工智能服务的外部市场：美国将推动产业联盟对外打包“全栈人工智能出口方案”。从硬件、模型到软件、应用与标准，一揽子出海，由美国政府出面撮合交易。这种做法的实质，是通过生态绑定让伙伴国在基础层与应用层都嵌入美国体系之中，类似过去微软Office在办公软件上的统治地位，或谷歌与Meta在数字广告上的双强格局。计划在假设上也颇为强势：即便提供开源模型，许多伙伴国家也难以自筹足额资本、基础设施与人才来完成“社会级人工智能”部署，最终仍会依赖美国堆栈。这一前提能否被主要市场接受，仍待观察。欧盟、印度、加拿大、巴西等已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技术主权”，试图减少对中美双重外部技术栈的结构性依赖。
在作者看来，“打造美国版开源”固然令人意外，却也可能为英国等“中等强国”带来某些缝隙式机遇：如果美国真要以“开源+全栈输出”的方式重塑全球供给侧，那么英国等国可以在标准、治理与可信度评估等环节寻找切口；但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加深依赖与锁定效应，即如何在“借力”与“主权”之间取得平衡，考验各国的战略定力与产业执行力。总体结论是：这份行动计划不是在搭建一个面向伙伴的共同体，而是在构筑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他国更多以“客户”身份接入的人工智能全球生态。
编译｜康思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排版｜李森（北京工商大学）
审核｜赵杨博
终审｜梁正 鲁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