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一条不归路。
作者｜陈大同
几年前，陈大同应邀为校友刊物《水木清华》撰写了一年的创业专栏，其中几期回忆了他先后创办硅谷豪威科技和上海展讯通信的经历，算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小结。而近年来，这两家公司历经波折，先后通过被并购从美国退市，回到祖国开启新征程。
去年，在电视剧《赤热》播出后，有人把这些专栏整理成一篇文章《陈大同-芯片往事》。（1-7 非陈大同本人撰写）
这一次，陈大同把后续这十几年的经历小结一下（特别是从豪威科技的回归，到东方理工大学的创办）与大家分享，以此献给2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大潮！（8-19 陈大同撰写。）
1990年代前期，大陆留学生在硅谷初来乍到，当务之急是找工作养家糊口，哪儿敢想创业呀。我的创业实在是个误会，还是称为“被创业”准确点儿。
那是1995年初，我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做高级工程师已两年，参与先进模拟半导体工艺的开发。该学的都会了，工作胜任轻松，颇受重用，项目经理言听计从，闲来申请几个专利的奖金，就足以维持家用……但静极思动，突然想转行去学集成电路（IC）芯片设计。从半导体工艺转到芯片设计，好比从裁缝变成服装设计师，个人发挥空间大大增加，IC设计是硅谷半导体业的明星职业，但其难度也可想而知。可俺们向来不怕挑战，而且有个大陆朋友，近50岁的化工博士，刚刚成功转行为IC设计工程师，比起他来，俺好歹还是半导体科班出身呢。
当时我的计划是先花半年时间看上六七本芯片设计的书，背背专业名词，再改改简历，包装一下，就出去碰运气找工作。刚看到一半，吴启明老师（清华无线电系56级，我的硕士指导老师；其妹吴启迪是清华无线电系65级校友，后任同济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来找我，问我是否认识双极型IC的专家，帮他们小公司（Opus）解决技术问题。我刚好看过一本书，《双极型IC设计》，就硬着头皮冒充专家，说我来试试。
当时，Opus接到个项目，仿制一个电视遥控器芯片，他们解剖了原始芯片的电路，但分析不清其工作原理。于是，每天下班后我去Opus加班，深夜回家后再紧急查书，二、三周后解决了问题，很有点成就感。
一个月后，Opus CEO洪先生又来找我，说：我们要成立个新公司，你愿意加入吗？我问：这新公司做什么产品？答曰：CMOS image sensor(CMOS图像传感器，简称CIS)。我从没听说过，又问：让俺做工艺还是设计。答：设计。我于是一口答应，这不就省得去找工作啦。又过两天，老洪找我说：既然你加入公司，那就做co-founder吧？我问：什么是co-founder?他解释半天，俺还是稀里糊涂。就这样，我成了OmniVision Technologies（豪威科技）的“联合创始人”，“被创业”了。后来才明白，这co-founder可不是好当的，从此，公司成败的巨大压力如影随形，再也摆脱不了，无论上班下班，时时刻刻为公司操着心，真真切切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02
清华“草台”团队 创造 OVT 传奇
OmniVision Technologies（豪威科技，OVT）成立时共有4名co-founders: 洪筱英是CEO，Raymond Wu负责市场营销，T.C Tshu负责数字电路，俺负责模拟电路设计，可恰恰模拟电路是CMOS图像传感器（CIS）的技术核心。
如此重任在肩，俺这冒牌专家心里实在没谱，于是赶紧去搬救兵，请来了清华微电子所硕士/博士班同学张钟宣，也做co-founder。张是模拟电路高手，当时已做到硅谷某著名IC设计公司的高级设计经理。可没想到，他刚来了几周，就被原公司以上百万美元的股票期权+设计总监的高位给挖回去了；唉，俺们这小庙实在容不得大菩萨。
无奈之下，俺紧急招来了几个清华微电子所的学弟，组成了OVT的基本技术班底，包括：何新平（80级第一名）、刘军(80级)、杨洪利/董其（82级前2名）……天分当然都没得说，可惜没有一个真正设计过IC产品。既然别人都靠不住，只得靠自己。于是，俺这冒牌专家边学边教，我看完的专业书大家也轮着看，不懂就一起讨论，居然在半年内做出了第一个样品。
1995年全球只有2-3家初创公司开发CIS。可1996年2月的世界固态电子电路大会（ISSCC）组织了一个介绍CIS的讲习班，人满为患。此后半年内，有20-30家公司杀进了这个领域，包括Intel、HP、Sony、National……等巨无霸，每家都有几百人的团队，投入几亿美金。一时间，风云突变，巨鳄环绕，险象环生。相比之下，俺们OVT这“十几个人，7、8条枪”的草台班子实在不成比例。
可既然已经上了船，没有退路，也只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了。俺们清华理工男有两个特点：首先，不怕吃苦，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公司管晚饭），每周工作六天半，所以开发进度奇快。其次，不信邪：大家都是初生牛犊，游击队打法，不拘一格，敢于创新，使我们产品在性能、成本及功耗上远远超过那些欧美大公司。
虽然在技术开发路线上走了一些弯路，OVT在1997年开发成功全球首颗单芯片彩色CMOS图像传感器（CIS）。比起传统的4芯片组CCD图像传感器，CIS在成本、体积及功耗上都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改进，短短数年间，引发了一场技术更新换代的产业革命，还令手机拍照的梦想得以实现。
亲身经历告诉俺：绝大部分欧美日大公司都是恐龙、纸老虎；也明白了“快鱼吃慢鱼”的竞争生存之道。这就是为什么，在硅谷，95%以上的创新都是由初创小公司们完成的。那大公司呢？靠着品牌、渠道及规模生产，再不断并购小公司以获取新技术，就能生存啦。
1990年代末，CIS开始大量用于电脑眼，OmniVision占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并于2000年7月，在美国NASDAQ成功上市。其后，俺又开始不安分，很想回国创业，于是就离开了OVT，那就是另一个故事啦。
十多年来，何新平、杨洪利相继接任OVT的COO，带领公司不断发展，一直处于CIS行业的领先位置。近年来，OVT还为Apple的iphone4及new iPAD提供了拍照芯片。
03
武平、中芯奠基、归国调研、展讯5人小组
2000年7月，OmniVision 在NASDAQ上市后，俺信心倍增，蠢蠢欲动：咱中国留学生既然能在硅谷干出一番事业，那也该回国创业试试身手啦！
当时，国内半导体产业正是百废待举，举步维艰之时：1990年代后，面对国际大公司的全面进入，中国原有的数百家半导体国有企业，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几无幸存（除少数军工企业）。倾国之力新建的华虹NEC公司（国家909工程，1995年动工），又年年亏损，前景堪忧；而为之配套的几个集成电路(IC)设计公司，只能做一些公交卡、电话卡之类的低端产品。在全球信息化的滚滚大潮中，中国却面临着半导体产业（信息化社会的载体与核心）全面缺失的危急局面！事实证明，高度市场化竞争的半导体产业，在僵化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不可能生存。唯一的希望，是在市场机制下，鼓励民营创新企业（及新型市场化国企）的发展，重塑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这是一条艰难的凤凰涅槃之路！
在危难之际的2000年，信息产业部发布了18号文件，首次明确鼓励软件与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同时，中国第一个国际化半导体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公司，又在上海张江科技园奠基，给中国半导体产业带来了一线曙光。
2000年秋，我踏上了阔别11年的故土，开始了一个海外学子的回家和创业之路。创业的首要问题是做什么产品？为此，我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跑遍了全国进行市场调研；最后在清华同学冀卫卫（无线电系77级）的引荐下与信息产业部曲维枝副部长吃了午饭。席间，曲部长详细讲述了我国手机芯片的尴尬现状：拥有全球最多手机用户的中国，所有手机核心芯片都要从美欧进口。为了打破垄断，信息产业部于1997年组织国内各相关公司集中攻关，几年下来，花了好几个亿，除了一堆项目验收报告，在产业化上没有任何进展。她说：2G（第二代移动通信）已经没办法了，如果3G（第三代移动通信）还是如此，实在无法向国家交代！3G俺是一窍不通，但刚听乔彭（清华无线电81级硕士生，美通无线公司和凌讯公司联合创始人）提起过。于是，俺一个电话打到硅谷，第二天，乔彭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北京。就这样，产品方向定了下来：研发3G手机核心芯片（相当于手机中的CPU），在移动通信的大潮中，其市场规模将会是电脑的N倍。
俺们带着美好的期望回到硅谷，赶紧招兵买马。第一个找的就是清华无线电系微电子专业79级的武平，当时他任硅谷MobileLink公司的研发总监，负责开发2G手机核心芯片。意外之喜是武平不但也想创业，而且有了个初步的团队，已经折腾了一段日子，经历了几番风雨，正在犹豫徘徊。俺们一来，就像打了针强心剂，两方合一，团队超豪华，看上去很美。于是，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
下一步就是要找钱。世上之事只分两种：一种是花钱，一种是挣钱。所有花钱的事儿干起来都是痛（快）并快乐着，而一碰到挣钱(如融资，募捐，产品销售……)，那就是千难万难，那才是真正考验磨难之时！俺们这个硅谷留学生超豪华团队也不例外。
开始一切很美好，12月中旬，俺们第一次和Acorn Campus（由硅谷华人成功企业家创立的孵化器）接触，就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承诺，对方甚至还主动提议让陈五福(传奇华人创业家，当时已成功创办过5家高科技公司)来作代理 CEO。第2天，俺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到北京，参加信息产业部专门组织的中国3G产业发展研讨会。可是，十来天后，当俺们风风光光地回到硅谷，风云突变，忽然冒出了另一个团队（主要由台湾留学生组成），也来竞争这个项目。而Acorn建议两个团队合一，一起资助。双方团队谈了好几次，但理念差得实在太多，无法融合，于是，这个机会就失去了。
不久，随着安然丑闻的爆发，美国通信产业泡沫破灭，硅谷经济一片萧条，寒风凛冽，俺们的融资陷入了困境，团队也出现震荡。到2001年3月中旬，俺们甚至约定，如果一个月之内再没有突破，就只得放弃这个项目，另谋出路。
04
发现“山寨”市场、美国NASDAQ成功上市
2001年4月初创时，展讯通信公司5位创始人的分工是：武平任CEO，我任CTO，张翔任中国总经理（2004年辞职），范仁勇和冀晋分别任副总裁。当时，展讯面对的都是美欧超级大鳄：德州仪器（TI）、摩托罗拉（Motorola）、西门子（Siemens）、飞利浦（Philips）等。手机核心芯片是最复杂的集成电路之一，不仅要求数千万门的超高集成度，还需要超低功耗，以满足长待机时间。更难的是，为了保持不间断的稳定通话，软件算法要处理各种千变万化复杂条件下的小区间实时切换，其超高的开发难度及超大的测试工作量可想而知！在国际大公司中，开发新一代的手机芯片，通常需要1000-2000名硬、软件工程师相互配合，研发5-7年，花费5-10亿美元，产品才能成熟上市。而展讯第一期融资只有600万美元，面对着严峻的挑战。
那时，国内具备芯片设计经验的人很少，高端人才更是几乎没有。于是，我们在硅谷组建了一个二十多人的芯片设计团队（几年后又移回了国内），同时在上海招了五六十个工程师，组成了软件团队。清华无线电系校友卢斌、谢飞、康一和赵彤等先后回国，手把手的传、帮、带，几年内国内员工水平突飞猛进，承担了几乎所有软件开发工作。
硅谷是世界创新中心，它不仅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几十年来探索出的创新体系，包括投融资环境，企业家精神及公司管理体系等。当把硅谷经验带回国内，并结合本土优势，展讯公司创造了业界的一个奇迹：从成立起，6个月完成2.5G手机芯片设计；10个月内芯片验证基本完成；12个月内软件集成初步完成，打通电话；又经过一年的外场测试及通过各种认证，24个月芯片开始量产！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难以尽数，仅举数例：
2002年，展讯需第二轮融资时，正逢互联网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硅谷一片萧条，融资难上加难，公司眼看钱快烧完了。危机关头，在武平提议下，高管及美国员工大幅度降薪，助公司度过了难关。而这时能融到钱，展讯的快速研发及大胆创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创造性地把三颗芯片（数字、模拟及电源管理）合而为一，而这颗单芯片的面积仅为竞争对手一颗数字芯片的三分之一！
2003年，我们有了芯片产品，但卖给谁呢？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国际大品牌，想都别想！国内客户胆子大，敢于试新、当“白老鼠”，可惜没有研发能力。于是，展讯大包大揽，从芯片到软件，到印刷电路板和机壳设计，到认证测试，全做了。客户只需改个手机外观，再换个开机画面，产品就完成了，不折不扣的“整体解决方案”！于是，一夜间，在深圳催生了无数贴牌手机生产商，形成了日后著名的“山寨”手机现象！算起来，俺们与台湾联发科一起，也算是“山寨模式”的共同创始人。
从纯技术公司到市场导向的公司要经过脱胎换骨的痛苦磨练。“山寨”手机起自MP3音乐功能。俺们想既然是音乐手机，那音质一定要出色，必须是双声道码率128kps。当时展讯芯片是软件MP3，只能支持单声道64kps。于是，俺们快马加鞭，赶紧设计新芯片。可没想到，俺们刚干到一半，突然市场上铺天盖地冒出无数款MP3手机，都用联发科的芯片，都是单声道32kps！俺们把肠子都悔青了。痛定思痛，到流行MP4视频手机时，俺们学乖了，搞了一个“准MP4”（实际是动态JPEG技术），赶上了市场窗口。
市场的需求是创新的原动力。从2004到2009年（智能手机流行之前），多媒体手机的创新，80-90%都是从深圳（华强北）“山寨”手机市场流行起来的。从MP3/MP4手机，大屏幕/大音量手机，到手机集成收音机/电视功能，甚至什么香烟盒手机、法拉利手机，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最典型的应该是双卡双待功能，为无数离乡背井的人，节省了昂贵的漫游通话费。这是在一次客户访谈中，夏新总裁李晓忠对我们提出的需求。回来后，展讯研发团队深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纯软件解决方案，半年内就推出产品，迅速风靡市场，并成为刚需功能，迫使国外大品牌客户的手机也不得不跟风。
就这样，凭借高性价比、整体解决方案、灵活的本地支持、“快鱼吃慢鱼”，联发科和展讯在国内市场上激烈竞争，高速发展，短短三四年就把TI、ADI、飞思卡尔（MOTO）等大公司挤出了中国市场。业界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两个武功高手在帐篷里比武，打了个天昏地暗，不分胜负。出门一看，外面倒下了一片人，都是被俩高手发出的内功误伤的。
展讯的年销售额，从2003年到2007年，每年增长2-3倍，达到近10亿元，并在美国NASDAQ成功上市。其后数年，又经历了生生死死，浴血重生。2013年，员工达到1400人，销售额突破70亿，成为国内第一大独立半导体设计公司。
05
非典、大唐电信、“海归”骗子质疑
展讯半年设计 TD 芯片
世纪之交，世界急剧转变。而其间最重大的变化，莫过于出现了一个规模足以媲美于欧洲、北美的新兴市场，以中国领头，印度、俄罗斯、巴西、东南亚紧紧跟上，这必将在今后数十年彻底改变现有的全球产业格局！
市场的掌控者制定游戏规则，天经地义，所以过去百年间的各种工业标准，几乎全部是由欧美大公司主导。工业标准的制定，原本是为了统一规格，便于各厂家之间产品兼容，以促进产业的发展。但1990年以后，这一初衷已被完全扭曲，控制工业标准，成为了欧美大公司垄断技术和市场，打压竞争对手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标准之争，关系到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大局，影响到中国产业长期的生死存亡！然而权利不能靠施舍，只能自己争取。中国百年第一个国际标准：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3G），TD-SCDMA的艰难成长，就是个缩影。
2000年，中国电信研究院在最后期限前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3G标准提案：TD-SCDMA。没想到，出乎意料顺利，很快就被批准了，成为了三个国际3G标准之一（另两个是CDMA2000（北美标准）和WCDMA（欧洲标准），目前分别被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所用）。可随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数年间，没有一个欧美大公司开发TD手机芯片。至此，才恍然大悟：让你的标准通过，那是给中国政府面子（毕竟在中国市场已赚的钵满盆满），没有手机芯片，TD标准也就是废纸一张！
政府急了，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在2002年成立了两个中外合资公司：上海凯明（2008年倒闭）和北京T3G（后被飞利浦半导体收购，目前在TD市场几乎销声匿迹）。人家飞利浦、诺基亚等大佬本来就是出几百万美元打个酱油，陪政府玩玩儿，干得优哉游哉：芯片设计就要3年，2005年才第一次试流片。真要如此，套句俗话，黄花菜都凉啦，TD必死无疑！
危急关头，终于有人看不过眼了，提枪跃马，大喝一声：俺来了！诸位大佬们心一惊，抬眼望去，不禁失笑，一个无名小卒单枪匹马杀将过来：展讯通信公司要单挑欧美大佬们！2003年初，展讯只有二百多人，2G芯片开发接近完成，但还没量产，公司也正在最困难的阶段。武平和我彻夜长思，反复讨论，最后，想起了回国的初衷，在这关键时刻，不能挺身而出，拼搏一把，会一辈子良心不安！就这样，我们咬牙做出了困难的决定，并说服董事会，停掉做了一半的WCDMA项目，全力以赴，开始做TD-SCDMA芯片。
为了了解TD标准，展讯决定和大唐移动深入合作。为此，双方技术团队需要深入讨论一次。当时很不巧，2003年5月，正是“非典”高峰期，大唐团队在北京，展讯在上海，隔空相望，不能见面，焦急万分。等到6月份，实在等不及了，决定双方团队到上海太阳岛度假村见面，集中讨论了十来天(当时，整个度假村空空荡荡，好似我们包场了）。会后，展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时间表：半年完成芯片设计，一年内打通电话！
这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业界议论纷纷，无人相信。信息产业部马上派来了10位国内顶尖专家，只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别人要设计3年，你们只要半年？俺们口干舌燥地介绍了自己丰富经验、先进CAD工具、硅谷玩命儿精神、过去成功纪录……专家们也是将信将疑。不久，业内传出风声：又出现了一个“海归”骗子公司。俺们憋了一口气，埋头苦干，2004年2月设计完成开始流片，4月底样片回来，5月底打通了第一个物理层电话。这时，业界才开始相信展讯。时任信息产业部产品司司长的张琪校友（无线电系）闻听此事，立即让俺们去做了汇报，并打破常规，给展讯以项目资金支持，解决了公司的燃眉之急。
可是，这只是TD产业化的第一步。此后，欧美大佬们开始动作频频，散布“TD不能单独组网，只能作为其他3G网的补充”等种种舆论。在各种压力下，数年间，TD又走过了室内测试，室外测试，小规模组网，大规模测试，其中无数的艰难险阻，真可谓步步惊心！
最危急的一次是2006年春天，为了与国际电联抗争，信息产业部要求TD从“异频组网”升级为“同频组网”，这大大增加了相邻小区间抗干扰的难度，实时监测的相邻小区数从4个，增加到7个以上，对芯片解码算力的需求，增加了2.5-3倍。雪上加霜的是，必须要在11月的青岛移动外场实测中达标，根本没有再开发一颗芯片的时间，只能优化软件算法，硬挤出计算时间。这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我只得亲自上阵，与算法团队，集思广益，脑洞大开，奇思怪想，层出不穷，终于在4月底，找出了一条稍有希望的技术路线。然后是加班加点，争分夺秒，终于赶上了9月的青岛外场初测。但实测结果一出，不出意料的悲惨，路测通话率只有28%，而标准是95%以上，只剩2个月时间。我带着几十人的攻关团队，驻守青岛，每天夜里通宵路测，上午休息，中午开会总结，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下午与总部联系，修改各层软件，提供新版本，晚上继续路测。拼死拼活整整2个月，终于在最终测试中达标，平均通话率97-98%，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就这样，展讯与大唐/T3G/重邮信科等芯片厂商，及华为/中兴/新邮通等基站厂商，还有海信/联想/波导等手机厂商，密切合作，相互激励，历尽千辛万苦，一步步走了过来。终于，在2009年初，TD的运营牌照发给了中国移动，从此开始了商业化的进程。
三年来，TD产业在不断发展，不断改进。当年预计销售TD手机8000万部，占国内3G市场40％以上。中国百年第一标准终于产业化成功啦！
TD产业的发展还带来两个效果：首先，TD产业链（基站、芯片和手机）完全被华为、中兴、展讯、联芯、海信、联想等国内公司所主导，极大地带动了移动通信产业的升级。其次，TD大规模产业化成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在4G通信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中国4G标准，TD—LTE，已被接受为国际两个4G标准之一，有望占领全球30-40%的市场份额！
10年TD艰辛之路走来，深感一切只能靠自己。欧美大佬们总犯一个错误：既低估中国政府的决心，又低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苦干精神！俺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建立自信，埋头苦干，中国自主创新，产业崛起之潮流是势不可挡的！
06
关于陈大同
陈大同先生1955年4月生，展讯通信（上海）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于2005年加入北极光创投，为北极光带来了超过20年的半导体和通讯领域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既是Spreadtrum通讯，一家面向中国和硅谷，以设计2.5G和3G手机的IC芯片的公司共同创始人和首席技术执行官，也是SMOS图像感应器的领先的供应商OmniVision技术公司的共同创始人。陈先生从1992年到1995年在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工作，持有超过二十项专利。他获得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并在美国伊利诺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他在CMOS图像传感器和手机芯片方面有诸多创造发明。他创造性地用CMOS工艺设计和成批生产图像传感器，开创了用CMOS取代CCD的新时代。成功研制和生产出亚洲首颗2G/2.5G GSM/GPRS核心基带单芯片和世界首颗TD-SCDMA 3G/2.5G双模单芯片。他的“2G/2.5G手机核心芯片的研制和开发”获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以他为第一发明人的“Single Chip Color CMOS Image Sensor with Two or More Line Reading Structure”、“Im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System”等19项发明获欧、美、英等国发明专利。
陈大同1974年高中时期出游照片（前排右一）
陈大同1978年清华入学照片
陈大同2003年在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照
陈大同（右）于2006年展讯上市前期与武平合影
07
转行风险投资：从运动员变教练员
2007年，展讯通信公司在美国NASDAQ上市后，俺又面临着职业生涯的选择。最终，我决定投身于国内刚刚兴起的高科技风险投资行业。
我的两次半导体公司创业，都是由硅谷风险投资基金（VC）所孵化。这让我认识到，硅谷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不是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等创新技术，而是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一整套创新体系。这保证了硅谷作为全球创新中心的几十年的长盛不衰。这也正是当年中国创新环境的根本性缺失！
硬科技风险投资是2005年左右，才从硅谷传播到了国内，最初的一批VC，如北极光创投，红杉中国，金沙江创投等，都是起源于硅谷VC背后的支持。从此，在VC的孵化下，高科技创业公司才如雨后春笋，一批批的在国内出现。当时，我想，一个人创业再成功，只能成就一两个公司。但一个成功的VC基金，可以帮助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创业团队，实现他们创业的梦想！扶持后来者，应该是我们创业先行者的责任！
2008年3月，我加入了北极光创投，其创始人邓锋（清华电子系81级校友）也是早期硅谷成功创业家，多年的老朋友。进入VC行业，对我是一次痛苦的转型。从创业者到投资者，相当于从运动员到教练员的转变，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那时VC的主流投资方向是互联网及消费类领域，都是我所不熟悉的。而半导体投资，属于冷门中的冷门。
记得2009年底，第一次参加清科集团组织的中国投资年会，现场一位投资大佬在演讲中说，国内每个行业投资都能赚钱，只有半导体行业例外。当时，坐在台下的我深受刺激，不信邪，暗中发誓要干出个样子来。
有意思的是，2019年，科创板成立，半导体公司成批上市，成了股市的宠儿。我又受邀参加了2019年清科投资年会，介绍十年来坚持投资半导体产业的成果和经验。我默默耕耘，用十年时间，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国内半导体投资的成功之路。这是后话。
08
硬科技风投创业初体验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影响深远。2009年初的一天，杨镭（清华电子系78级）来找我。他刚从硅谷回国，谈起那里的危急情况，出现了“抄底”高科技企业的机会。我们觉得这正是成立高科技投资基金的好时机，马上找到了邓杰（清华电子系78级）和余军（清华电子系79级），组成了华山资本的管理团队。
我们四个人都是清华大学校友，都有过美国留学，硅谷创业，及归国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豪华团队！后来，经陈榕（清华计算机77级）介绍，我们去拜访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投资公司（中投）董事长楼继伟（陈榕同班同学），畅谈两个半小时，双方一拍即合。2009年底，华山资本成立了，中投是最主要的LP，同时也得到了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的全力支持。
2010年初，我们开始在全球投资高科技创业公司。在国外，我们主要在美国硅谷投资互联网软科技公司（包括Unity，Twitch等明星公司）。
在国内，我们主要投资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国产替代的硬科技公司（以半导体创业公司为主），在1期2期基金投资的6家公司中，已有5家通过A股成功上市（包括兆易创新、芯原微电子、安集微电子、九号机器人、联合光电），创造了硬科技风险投资的一个奇迹！我也初步完成了从运动员到教练员的转变，开始实现成批培养下一代创业公司的梦想！
09
见证国家力量，半导体春天的到来
2014年在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6月2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同年10月，1280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大基金）的成立带来了半导体产业的春天！国家对半导体产业的资金支持，从2000年的每年几个亿（主要是863计划），到2007的几十亿（主要是01/02重大专项），终于进入每年几百亿的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是政府资本（财政部，约占25%）与社会资本（国开行、中国移动、中国烟草等，约占75%）相结合，打破了计划经济体系，开创了一条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新路！
任何改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大基金也经历了艰难探索，千辛万苦，风风雨雨！我有幸受邀担任大基金的独立投委，参与了大多数项目的投资过程，见证了每一个项目的艰难决策，也为大基金工作团队呕心沥血，勇于创新，不畏艰险，敢于承担的精神深深感动！
在大基金的推动下，十年来，国内半导体产业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
1）在大基金，地方政府及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半导体制造代工产能急剧增加，大大缓解了多年来困扰产业的产能瓶颈。
2）大批重点设备和材料公司得到大基金的支持（包括80%左右02专项支持过的初创企业），不仅解了燃眉之急，还为它们的产品进入制造企业试用，打开了通路。“卡脖子”技术难关纷纷被突破，半导体设备/材料产业链的国产化突飞猛进！
3）以FinFET为标志的先进工艺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已经从14/12纳米，进入到7/6纳米以下。
4）以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为代表的半导体存储企业，分别在闪存（NAND FLASH）与动态存储器（DRAM）领域实现突破，补齐了我国半导体领域最后的两块重要短板。
5）2019年，科创板的设立，使中国半导体产业如虎添翼，催生了数百家上市公司，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纷纷出现，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毫无疑问，大基金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对打破2019年以后的国际技术封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回顾二十多年来的归国经历，中国半导体产业从2000年的低谷到现在，产值成长了上千倍，终于浴血重生。而我有幸亲身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历史大潮，何其幸哉！
10
璞华团队的诞生
春江水暖鸭先知。北京作为首都，向来是政治的风向标。2014年初，北京市率先成立了地方政府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并开始遴选基金管理团队（GP）。这个基金分为两个子基金：设备与制造子基金（60亿），及设计与封测子基金（20亿）。一开始，听说是政府基金，各类VC管理团队（GP）蜂拥而至；再一打听，设计与封测子基金政府只引导出资5个亿，GP团队要社会募资15亿，大家又一哄而散。2009到2014年，是半导体投资的严冬，投资半导体的VC屈指可数，更别提还有15亿募资任务。
眼看着要冷场，市发改委紧急召集当时科技类的主流VC，北极光创投，华山资本，金沙江创投，华登国际等7-8家公司，开了一个动员会。会上气氛不冷不热，众人都做深思熟虑状。主持会议的处长，环顾四周看了一圈，直接乱点鸳鸯谱，你们华山和华登不是都喜欢投半导体吗？干脆，你们联合组个团，来投标吧。俺抬头一看，华登的代表是一位女士，老熟人，北大王阳元院士的得意弟子刘越。2000年，我回国考察时，她任北大青鸟半导体设计公司总经理，就是她忽悠俺回来的。这位大姐在业内是出了名的敢想敢干，没有她不敢干和干不成的事。2004年，她代表中芯国际，几乎赤手空拳，与北京政府合作建立了国内第一个12吋晶圆代工厂。
会后，我找刘越一嘀咕，干吧，管他的呢！我又把华山资本的几个人（张锡盛，陈智斌，施青等）拉出来，凑齐了一个草台班子，于是，华创投资就注册成立了。公司有了，可是资金在哪儿？我们三个合伙人（张锡盛，刘越和我）大眼瞪小眼，一合计，干脆去抱大腿吧。创业者的六字真言是：厚脸皮、大心脏，这时就用上了。一通东奔西跑下来，凭着多年人脉，我们找到了中芯国际和清华控股。他们各出一个亿，既做LP，又参与GP。最终，我们组成了GP公司——北京清芯华创投资管理公司，（由三方组成，华创团队51%，清华控股和中芯国际各占24.5%）参与了投标。4月初，清芯华创顺利通过遴选，取得了设计与封测子基金的管理资格！
一个VC基金的设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要8-12个月。这样，我们又带着梦想，相互激励，走上了激情燃烧的创业之路，并且，历尽千辛万苦，于2014年10月底，完成了基金的首轮关账（共11亿）！
2018年，我们又与大基金、苏州元禾控股合作，成立了元禾璞华PE基金。10年来我们团队管理的基金规模超过160亿元，已投资创业公司超过200家（以半导体公司为主），已上市公司超过50家（其中2020年-2022年，每年上市公司超过10家）。元禾璞华不但是公认的半导体行业头部投资机构，2020年以来，还连续5年在中国各个权威PE榜单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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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的回归/豪威私有化的想象
2013年下半年，中国半导体界还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清华紫光集团全资收购美国NASDAQ上市公司，上海展讯通信公司（武平和我等人联合创立的公司，详见《芯片往事》）。
记得2013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从上海回京。刚下飞机，发现手机上有数不清的留言，赶紧回电，才得知，一小时前，清华紫光向展讯通信发出了全资收购邀约，展讯公司要连夜召开董事会商量此事。
一年多前，展讯在美国股市遭到恶意做空，虽然准备充分，击退了对方的突然袭击。但是，我们心有余悸，开始探讨，如何从美国退市，再到国内上市，回到主场，总归是让人安心的！即便如此，一个连年亏损的校办企业，怎么有能力收购十几亿美元的上市龙头公司，还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将信将疑，我在董事会投了赞成票。之后几个月，我目睹了紫光董事长赵伟国（清华电子系85级/EE85）的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神级操作，并于12月底，闪电般的完成了并购！这期间，高倍数杠杆贷款，明股实债，“羊毛出在猪身上”等等新概念，真让我们这些半导体界的“老实人”大开眼界！
这次并购也开创了半导体海外上市公司（中概股）通过并购退市，回归国内的先河。之后二年内，半导体中概股公司几乎全部回到国内（包括澜起科技，锐迪科等）。
2014年初，豪威科技（也是我联合成立的公司，详见《芯片往事》）创始人/CEO洪筱英先生突然到北京找我，问为什么紫光集团作为一个校办企业，可以收购展讯这样的国内芯片设计龙头公司？我现买现卖，讲了一番利用美中两国半导体市盈率之差, 通过资本运作，获利三倍以上的故事。洪先生听完后问我，能否帮助豪威科技做类似的运作。我马上找到赵伟国，可惜，紫光集团正在与上海浦东科投争夺国内设计公司第二名上海锐迪科，分身乏术，错过了这次机会。
过了几个月，上海浦东科投的董事长朱旭东突然来找我。原来，他们刚完成了上海澜起科技的并购，正在寻找新的标的，看中了豪威科技。当他找到洪先生时，洪先生告诉他，浦东科投必须与陈大同合作，豪威才会考虑。当时虽然我们团队正在忙于清芯华创的设立，但是，看热闹不嫌事大，我们表示全力支持浦东科投！于是，5月初，浦东科投和华创投资，与豪威科技签署了NDA，正式开始了并购的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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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台班子的异想天开大冒险
2014年夏天，我们华创团队正在筹备，虽然没有收入，但是眼中有光，满怀希望。一方面求爷爷告奶奶，四面募资（最后海淀区与亦庄开发区各出资两个亿），另一方面协助浦东科投尽调豪威科技，准备并购，忙的热火朝天，一切“看上去很美”。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六月底，浦东科投突然停止了行动，让我们莫名其妙。我找到朱旭东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团队正在酝酿改制，从体制内独立出来，成为市场化的投资机构！这可是史无前例的改革，而且时机稍纵即逝，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与挑战！（顺便插一句，浦东科投历经一波三折，一年多后，居然改制成功！而其后，想模仿此模式的国有投资机构，如深创投，苏创投等，无一改制成功。有人戏称，这是改革过程的一种现象，叫“枪打第二只鸟”。）
俺们可不能耽误浦东科投的改制大业，于是，华创投资这7-8个人的草台班子，只好独自挑战“并购豪威”这个Mission Impossible！
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基金（设计与封测子基金）还八字没有一撇呢。怎么办？办法总比困难多，项目负责人刘越和陈智斌施展拖延大法，“溜鱼战术”，尽职调查中一轮轮的提问，不厌其烦。到了八月初，实在拖不下去了，眼看大鱼要脱钩，我们一咬牙，发出了收购邀约，很快对方便接受了。要知道，这时，离清芯华创基金的首轮关账（2014年10月底）还差整整两个多月！
双方约定在2015年4月底以前签署并购协议，这回可真是破釜沉舟，别无退路。于是，我们紧锣密鼓，争分夺秒，终于在十月底完成了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子基金（北京基金）的设立及首轮关账。
清芯华创团队总算过了一关，可一盘点，北京基金首关只有11亿，能用在一个项目上的不超过3亿人民币，用来撬动一个十几亿美元的收购项目，想想就是天方夜谭！我们左思右想，手里还有两张底牌，刘越老师的“空手套白狼” 和赵伟国师弟的“羊毛出在猪身上”！
11月初，我们开始组织并购财团。由于并购主导方清芯华创资源受限，按照三角形稳定原理，我们至少要找到二个合作方，才能形成稳定的并购财团。我们找的第一个合作对象是京东方，王东升董事长很感兴趣。但洪先生不同意，豪威是他二十多年养大的孩子，退美回中只是想换身漂亮衣服，并不想丧失控制权。另一个感兴趣的合作方是北京工业投资公司（北工投）。他们总经理马卫国，与洪先生谈得很好，表示了强烈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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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之路，步步惊心
2015年似乎是个幸运之年，新年刚过，国经基金（代表中信证券/金石投资）的徐岩和谭萍总找到我们。他们2014年底，刚惊险万分地完成了澜起科技的收购及美国退市，马上想参与豪威科技的并购。于是，华创/北工投/国经这个稳定三角形成了。
1月中旬，三方组团去了上海（华创的刘越/陈智斌和我，北工投的马卫国，及国经的徐岩/谭萍和牛俊岭等）。我们拜访了张江高科的豪威中国总部，并与豪威的CEO洪先生及COO杨洪利（清华电子系82级）深入交流，沟通顺畅，决定尽快起草并购协议。
但我们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华创出资能力太弱（3亿），无法与其他两个国资机构形成平衡，保持主导权！这时，幸运再次降临，春节过后，我约校友吕大龙（清华土木系78级）吃饭。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以房地产起家，但2008年后，华丽转身投资高科技创业公司。吕大龙为人大气、豪爽、急公好义，特别擅长化身白衣骑士，专门为人排忧解难。估计是人品爆棚带来了运气爆棚，几年前，在奇葩的信威通信公司生死关头，他以低价入股，2013年惊险上市，2015年吕大龙以100多亿的资产，第一次名列胡润百富榜。后来被我们轮流忽悠，恰好，吕大龙对当时的早期初创公司估值过高不满，停止早期投资，准备转型做海外资产并购，随即答应出资10个亿。终于，我们华创团队也有了靠山，说话都能挺直腰板啦！
但是，好事多磨，乐极生悲，自从春节前北工投向上级汇报了之后，突然哑火了，无声无息，几周没有动静。最后，在我们一再追问下，马卫国偷偷地透露了内情。原来，并购草案中的员工激励方案，突破了当年的国资管理红线：“这件事还没推成，我的位置先就没有了”！无奈之下，北工投退出了财团。三角垮了一角，项目又陷入了困境。
天无绝人之路。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个老朋友，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三月初，在两会期间（张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代表），我约见并说服了他，决定中信资本也参与投资。最终的财团由三方组成：清芯华创，国经/金石（中信证券），及中信资本（项目组包括：我/刘越/陈智斌（清芯华创），牛俊岭/孙垚（国经、中信金石），季臻/信跃升/张立阳（中信资本）等人）。
三月到四月是艰苦的协议谈判，其中反反复复，跌宕起伏，一言难尽！在这其中，豪威COO杨洪利做为双方的沟通桥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几天，我们三方工作小组夜以继日，不分昼夜，每天只睡2-3个小时，终于完成了协议！印象最深的是，在deadline的最后一天，中信证券召开投决会，我代表项目组参加，舌战群儒。出来后等待结果，下午四点左右结果出来了，通过！项目组一片欢腾！终于又过了一关。后来听说，开始时，中信证券九个投委中，八个投委表决结果是4：4，最后中信证券纽约分公司总经理过大江（清华经管系80级）强力支持，才勉强通过。好悬呀！
紧赶慢赶，总算按期签署了并购协议，我们松了一口气，心想，只等通过中美两国的各种审批，就可以顺利交割啦。
可天有不测风雨，没想到后面还是一波三折，步步惊心！我们原来估计，中方的审批（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外管局等）应该没问题，只是时间快慢。最担心的是美方的审批，特别是谈虎色变的美国商务部审批，CFIUS，就像拆盲盒，谁都不知道结果。
按照流程，CFIUS第一阶段45天没出结果，自动进入第二阶段60天，估计十月初会出最终结果。我们度日如年，只能暗暗祈祷！戏剧性的是，国家领导人当年9月22-28日访美，而我们的美方律师在26日私下通知我们，CFIUS已经通过，果然，十月初如期公布！这是巧合吗？
而最大的几个意外，居然都在国内，使得这个项目九死一生，差点夭折！ 2015年，6月中旬，国内股市发生股灾，两周内上证指数从5000多点，暴跌40%多。证监会紧急救市，叫停大股东（5%以上）减持。吕大龙持股5.07%刚过红线，导致他刚出上市禁售期，就赶上了大股东禁售，幸亏清华校友方方（清华经管学院84级）出手，协调吕大龙的股票抵押，才解决了10亿出资的问题。且吕大龙在2015年12月份call款时第一个出资。
第二个意外更奇葩。十二月中，我们通过了所有审批，开始call 款，预计月底完成，准备一月中下旬交割。可谁知，12月31日，中信金石通知我们，无法履行2亿美金的出资义务！原因是项目总负责人在隔离审查，无法签字！（2015年6月股灾后，中信证券大部分核心高管协助调查，包括豪威项目负责人祁曙光）。我们一下懵圈了，还差三周，让我们到哪儿找钱补上？关键是，如果不能按时交割，就要被罚没保证金！
世上之事还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死结，居然最后被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两个EMBA同班同学解决了：一个是闻泰科技的董事长张学政，他是手机代工业的龙头老大，对豪威的价值一清二楚；另一个是工银国际的陆正心（他的上级是贲金峰（清华经管学院89级）），掌握着大把资金。二人一拍即合，闪电般做了一个2亿美金的SPV架构，工银国际优先，张学政列后，接下了金石的份额，也挽救了这个项目。
最后一个意外在资金出境时。豪威项目总估值19亿美金（60%左右溢价），其中贷款8亿美金（中国银行和招商银行组成的银团），股本金11亿美元。股本金中9亿美金是人民币换外汇出境。另外2亿美金是中信资本的境外资金，按规定，必须汇回国内转一圈再出境。可谁知，这2亿美金的汇款账号竟然写错了，来来回回就晚了几天。1月25日，9亿美金顺利出境，先行支付了，等到28日另2亿美金要出境，发现坏了，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啦，钱出不去了！好在这只是尾款，紧急用内保外贷解决了！事后反思，惊出一身冷汗，要是交割再晚几天，估计这个项目就黄了！
2016年1月底，豪威项目终于完成，用北京豪威收购了美国豪威的全部股份，也顺利从美国退市。我们团队举杯相庆，憧憬着以后的一片坦途，可谁知，这只是更多、更大磨难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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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股市，君正整合受挫
按国外股市的规则，我们想，如果把北京豪威尽快在国内上市，考虑到国外市盈率10倍左右，国内40-50倍，还不是轻轻松松三倍投资回报到手。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国内股市的“中国特色”一下让我们认清了现实！
首先，按证监会规定，北京豪威几乎不可能短期在A股上市（实控人变更，运营主体要搬回国内，销售收入要在国内等等）。只能采取类借壳方式，曲线上市。
入乡随俗，我们也得开始了解国内股市，这一下，让我大开眼界。在NASDAQ，规则清晰，黑白分明，投资银行作为上市中介，顶多给公司涂脂抹粉化化妆，起不了多少作用。而在国内，规则极为复杂，还有许多与时俱进，欲说还休的潜规则，除了黑白，还有大片“有沟通余地的”模糊地带，这时，作为中介的证券公司就极为重要，可以说是“整容师”，他们可以把数字玩出魔术师的感觉，好歹要把你套进规则。
2016年中，我们找了西南证券的保荐人田磊，准备走借壳上市之路。北京的半导体上市公司不多，我们选择了清华校友刘强创办的北京君正科技公司（刘强又是个传奇人物，以后专文另表）做为壳公司。
君正的主营业务是视频监控芯片，当时市值20多亿。君正并购豪威，是典型的“蛇吞象”，需要一番眼花缭乱的复杂操作。首先，为了保证实控人不变，需要先定向增资，增加刘强的股份。还有什么标的公司估值不超过26倍市盈率，三年业绩对赌，团队股权激励限制等等。几个月下来，俺这个理工科博士，好不容易才搞明白了里面的弯弯绕绕。
我不禁心疼咱们的证监会，明明是个证婚人的角色，却操碎了心，从婚前体检，到婚后家庭和谐，甚至保证生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就为保证亿万股民的利益，却还处处落下埋怨，你说冤不冤啊？！
俺更佩服的是券商，不畏艰辛，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用魔术师般的手段，终于完成了并购协议！
2016年6月，君正开始停牌，11月下旬，券商把材料报进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当天交易所受理，并上报了证监会。我们欢呼雀跃，终于又过了一关。谁知第二天，证监会通知，交易暂停，君正复牌！这一层层衙门的神反转，让我们小民目瞪口呆！经过券商上天入地的一番打听，才听说证监会正在酝酿修订“《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在此期间一切并购重组暂停。消息灵通人士也很惋惜：如果你们早报几天，就能通过啦！
我们只得等待，度日如年，几个月后，新法规出台，更加严格了许多。2017年3月，君正并购豪威的项目，正式终止，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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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威困境，寻找新生力量
豪威借壳君正上市失败，给项目组沉重打击。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公司前景不明，豪威运营团队人心惶惶，经营业绩开始下滑。眼看短期资本运作，解决不了公司的发展问题。逼着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公司，分析问题，找出症结，才能制定改进措施及长期战略。
豪威科技自从2000年上市之后，前十几年，顺风顺水，快速发展，打败了一系列竞争对手，一直是全球CMOS图像传感器（CIS）领域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2012年以前，豪威是苹果手机的CIS独家供应商（iPhone1-4)。但2010年左右，先后有两个国际大公司，日本SONY和韩国三星，进入了这个市场，竞争压力骤然加剧。
豪威科技是芯片设计公司，使用的是流行的“设计+代工制造”模式，而SONY和三星都是设计/制造一体化的IDM模式。豪威的代工合作伙伴是全球第一的台积电，一直很顺畅。这个模式的优点是轻资产，灵活机动，但遇上市场爆发（如苹果手机）时，台积电的产能不可能快速增加，就变成了瓶颈！而且台积电一直的高毛利（～50%）定价，也使得豪威在与三星低价竞争时举步维艰。所以，豪威回归中国，不仅是简单的资本运作，更重要的是要发展国内客户资源，及发展国内的代工合作伙伴！换句话说，只有融入中国，豪威科技才能面对国际竞争，才有更好的发展前途！这也是洪先生决定从美国回归的根本原因。
君正问题出现后，意识到我们是做技术的，并不懂并购，所以我们把吕大龙这个有经验的老运动员推出来负责并购相关事项。我们在选择“壳公司”时，不仅要从资本运作角度，更要从帮助公司本地化方面来考虑。2017年5月左右，接触了七八家公司后，我们初步选择了三家公司，欧菲光（生产镜头模组），闻泰科技（手机代工生产）及韦尔半导体（芯片设计）。吕大龙和刘越陪着洪先生先后面谈了三家公司的实控人，最后选定了韦尔半导体（其他两家是豪威的下游厂商，可能会有利益冲突）。老洪一生商场沉浮，阅人无数，一般很难信任他人，但吕大龙和刘越介绍韦尔的创始人虞仁荣是个增强版的刘强，老洪秒懂。老虞慈眉善目，面带佛像，待人厚道，商业又极为精明，这大概也是洪先生选择韦尔的一个重要原因！
虞仁荣，清华电子系85级（著名的EE85）本科毕业（我当过85级辅导员，不称职，也不认识虞仁荣和赵伟国），之后短暂在浪潮集团和香港龙跃电子当工程师，于1998年创业，成立华清公司，专门代理国外进口的手机芯片及电子元器件。做了几年后，突发奇想，这些东西，咱们也可做呀。于是，2007年他又成立了韦尔半导体，到处找技术团队，开始自研芯片。到2016年底，公司已经开发了一系列芯片，并于2017年5月，于上海主板上市。这是2011年后，极少有的半导体上市公司（也是清芯华创投资的公司）。其实在韦尔股份上市前，我们已经基本确定由韦尔股份来收购北京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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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倒计时：豪威本地化的生死抉择
“壳公司”初步选择了韦尔，但是股东们马上又面临一个生死危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目前豪威步步退缩，危机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争分夺秒，迅速本地化，才能挽回局面。我们找的不仅是一个“壳公司”，更是一个公司运营的“接手方”，是一个有能力改造豪威，令它脱胎换骨，再度辉煌的公司！
但是，目前豪威公司的运营，还是由洪先生全面负责。可一来洪先生八十多岁高龄，精力有限，已经很难日理万机，应对复杂的情况了；二来他老人家出国五十多年，对国内情况不了解，更理不清复杂的各种关系，容易上当受骗，很难承担起本地化的重任！
面对危机，股东们极为焦虑，此时，中信等其他投资方萌生退意，股东们共同推选吕大龙为北京豪威的董事长，负责操盘并掩护他们的退出。这时，面对困难，作为董事长吕大龙当仁不让，站了出来，组织股东们反复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为了豪威的生存，必须尽快劝洪先生退休，尽快交给接盘方全面接手豪威的运营权，大刀阔斧改革，迅速改善业绩。
为此，我们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由吕大龙总指挥，兵分两路：一路准备在上海与洪先生谈判（我，吕大龙，信跃升等），另一路去美国硅谷豪威总部（刘越带队，陈智斌，张立阳），准备安抚核心骨干和员工。
7月的一天，我去上海世贸滨江花园，邀请洪先生，到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见面。我们包了个会议室，大家一起回顾了这三年来的风风雨雨，又分析了目前的困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分工合作，配合默契。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反反复复，经过两天三夜的马拉松式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协议，洪先生主动辞职退休，虞仁荣代表公司保证了他的个人利益。
最难忘的一幕是，双方约定第二天早上签订协议。清晨，我从香格里拉酒店出发沿着滨江大道向南跑，老洪从世贸滨江花园向北跑。中间见了面，在马路牙子一坐，拿出文件夹，双方签字，然后各自回去。
临危受命，我担任了临时CEO，一方面保证平稳过渡（杨洪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接盘方，韦尔半导体，打下一个基础。股东方第一次有机会深入了解公司。整整两个多月，虞仁荣和我一起，跑了硅谷总部，及国内外所有重要的分公司及研发基地，深入调研，发现问题。
考察一圈下来，我深感问题如山，危机重重。例如：
1）豪威的前两大市场是手机和安防，前几大客户小米、OPPO、VIVO、海康、大华等都在国内（80%销售额在国内），但市场副总是老美，几乎从不来国内拜访客户。产品定义在硅谷，与市场严重脱节，产品定义的命中率（hit rate）不到40%，多一半宝贵的研发资源浪费了。
2）唯一的国内晶圆代工合作伙伴华虹公司，与豪威的关系濒临断裂，正准备涨价20%。
3）CIS高端市场被SONY垄断，低端市场又受国内厂商格科微等低价倾销，上下受挤压。市场份额日益萎缩，毛利下降，净利润断崖式下滑。
这时，考验老虞的时刻到了，面对千头万绪的问题，敢不敢接下来，放手一搏，股东们也都手里捏着一把汗。我们忽悠老虞，这有可能是你一辈子能够进入全球前三的唯一机会！最终，虞仁荣一咬牙，决定接手。从此，豪威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准备迎来它的再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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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仁荣接手豪威，化解危机
虞仁荣决定接手豪威科技，股东们心中暗喜，但也不能轻信，必须按江湖规矩来，需要献上“投名状”——也就是，老虞需要拿出十个亿接老股，大家风险共担，成为一条船上的战友。
那段时间，我和吕大龙几乎天天和老虞谈，十月初，虞仁荣十个亿到账，成为大股东，我马上功成身退，改任美国公司董事长，董事会任命老虞为CEO，全权负责豪威科技的运营。吕大龙作为北京豪威董事长负责股东关系的平衡。之后，中信资本、国经等老股东获利退出，顺势引进了民和投资（韩冰负责），武岳峰，中金中财，绍兴市政府等新股东，豪威科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直到2019年成功并购上市，2020-2021年小股东分批减持结束，吕大龙也就从北京豪威功成身退，只任上市公司的董事至今。）
老虞可不是凡人，新官上任几把火，彻底点燃了豪威：
1）亲自抓市场和销售，短短几个月，就与国内手机界大佬们，雷军、余承东、竺兆江、邱文生等混的风生水起，称兄道弟。豪威销售，马上止跌回升，居然出现了好久没见的产品供不应求，客户天天催货的情况。
2）老虞亲自抓产品定义，一上来，先砍了三分之二的研发项目，把那些花里胡哨的产品全取消，集中于客户急需的，豪威有竞争力的产品。几年后，有一次，老虞自吹，他接手后豪威的“hit rate”达到百分之百（反正我不信）！
3）加强与国内供应链伙伴关系。当时，华虹是豪威国内唯一的代工伙伴，按照协议，它为豪威准备了每月一万片晶圆的产能，可是豪威实际上只用了每月2000多片。一怒之下，华虹准备涨价20%。老虞接手后，马上找华虹董事长张素心（清华热能系82级）、总经理雷海波喝酒，酒桌上拍板，一万片产能全包，换取晶圆不涨价！几个月后，产品极度供不应求，又喝一顿酒，华虹半年内迅速把产能提高到每月一万五千片！
4）国内最大的晶圆代工厂是中芯国际，但由于历史恩怨，豪威一直与中芯国际没有合作。老虞接手后，立即拜访了时任中芯国际董事长周子学和联席CEO赵海军（清华电子系83级），双方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2017年10月，双方在中芯北方开始了背照式（BSI）CIS工艺的联合开发。在中芯北方总经理张昕（清华电子系82级）的组织下，双方紧密合作，进展神速，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开发成功，一年产品就量产了。目前，中芯北方已经成为豪威产能最大的代工合作伙伴。
5）发展本土低端战略伙伴。豪威发源于硅谷，几十年来成长为全球跨国企业。这是它的优势，但也带来了一个缺点：它的人力成本太高，无法与国内公司，如格科微，比亚迪等，在低端CIS市场上拼价格，造成市场份额流失。洪先生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在他的建议下，2015年底，我们清芯华创与亦庄国投合作，以一亿美元全资收购了思比科公司（陈杰博士创办，当时国内CIS公司排名第二，仅次于格科微）。
虞仁荣接手豪威之后，同时全面接手了思比科公司的运营，利用其极低的开发成本（豪威的十分之一以下）和高效率，结合豪威的先进工艺，品质管控，市场品牌及销售渠道，迅速打开了低端市场，填补了豪威的一块短板！
6）在科研上，豪威科技也是进展神速，不断攻克高端工艺，在全球，率先推出了0.7微米像素，超越了SONY，占领了国内各大品牌的旗舰机市场。
就这样 ，在虞仁荣的神奇运作下，豪威科技一年一个台阶，净利润从2017年的三个多亿，增长到2025年的30多亿！
2019年9月，韦尔半导体（2025年6月20日正式更名为豪威集团）成功并购豪威科技和思比科。市值一度接近3000亿人民币，成为当之无愧的芯片设计第一股！
自2014开始，历时五年，豪威科技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美国退市，回归中国，并成功在A股借壳上市，再创辉煌。这成为中国半导体发展史中，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
事后复盘，我们曾以为收购豪威成功已完成了80%的工作，后面工作只剩20%。事实上刚好相反，收购完成只是20%的工作，把标的公司本土化，实现业绩增长，更难的多，占80%的工作。并购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并购交易，更重要的是其后的融合消化，才能实现1+1>2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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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馈社会了结初心
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设想
豪威科技的成功，给股东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也使我们开始思考如何回馈社会。2021年，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吕大龙宣布为母校捐款建造自强科技综合楼（吕大龙楼）。其他股东们也纷纷参与了不同的公益事业。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虞仁荣捐款数百亿，创立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案例！
故事要从头说起。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各地纷纷管控，我们这些常年东奔西跑，闲不住的人，忽然被圈在家里，很不习惯，难免心情郁闷。六月下旬，疫情稍缓，虞仁荣邀请大家来宁波镇海区休养。前几年，做豪威项目，听的最多的就是老虞夸他老家的钟包村（出了包玉刚，叶澄衷，包兆龙等历史名人）和镇海中学（多年来浙江高考名列前茅）。这次去镇海散散心，顺便看看老虞故居，也是不错的安排，于是，我，吕大龙，刘越等人欣然前往。
我们受到了镇海区政府的热情款待。除了鲜美的海鲜之外，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1）镇领导带我们访问钟包村。过了一座小桥，看见一大片老旧房子，已经拆迁了一半，村口一群村民，围着看热闹。我们进了一个小院，有几间摇摇欲坠，饱经风霜的旧瓦房，经介绍，就是老虞出生及长大的地方。镇领导也是第一次来，当机立断，马上决定，修改搬迁计划，保留这几间房，有其历史纪念意义！
2）我们去参观镇海中学的当天，正巧赶上高考查分第一天，学校领导们一宿没睡，连夜统计信息。第二天，我们访问时，见证了镇海中学又一次的高考奇迹（浙江第一，全国第八）。在校史展厅，还见到我博士导师，清华李志坚院士的照片。
假期愉快轻松，宾主尽欢。在临别的晚宴上，老虞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他准备捐款200亿元（之后又增加到300亿），在家乡建一所高水平民办私立大学，培养顶尖科研人才，对标美国的麻省理工（MIT）和斯坦福大学，我们吃了一惊。吕大龙回忆起几年前，第一次见老虞谈收购豪威的时候，老虞就提到挣了钱要捐款办大学，当时以为是吹牛，没想到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太牛了！大家纷纷表示支持。老虞的两句话，让我刻骨铭心：1）百年后，韦尔/豪威公司还在不在谁都不能保证，但这所大学一定会在！2）办教育是百年大计，拿创业的精神去办学，百折不挠，屡败屡战，最后一定能成功！
饭后，老虞找我单独谈话，开门见山，大学需要一个“临时校长”，咱们朋友圈之中，我看你最合适！我一下懵圈了，有自知之明，极力推辞。最后老虞说，这个位置你要不做，就只能是我坐了。我说，别别，这么多豪威股东还指望你挣钱呢，你可千万不能分心。就这样，我被赶着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地当了“临时校长”。
之后的几个月，虞仁荣求贤若渴，四处拜访高人，寻找校长候选人，包括清华的史宗恺老师（前清华党委副书记），和钱颖一老师（前清华管理学院院长）。最后，钱颖一推荐了“国内最合适的人选”，陈十一院士。陈院士80年代早期留学美国，2006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北大副校长等职务，当时，他正巧刚从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任满离职，正在考虑下一步去向。老虞诚心诚意，四顾茅庐，与陈院士数次彻夜长谈，最终感动了陈院士。2021年3月，陈十一答应出任东方理工大学首任校长，并带来了张东晓院士等一整个创校团队，这真是意外之喜！
19
归乡圆梦
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诞生
三十多年前，1984年12月，镇海区钟包村前辈，香港著名船王包玉刚，回到家乡，捐助5000万元，创立了宁波大学。当年18岁的虞仁荣还是镇海中学高中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并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30多年后，当虞仁荣创业有成，立刻回家乡来圆少年时的梦。
2020年8月，虞仁荣与宁波市政府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议。
2020年10月，虞仁荣教育基金会成立，我出任首届理事长，正式启动了筹建工作。从零开始，建立一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亲身参与教育改革实践，这一梦想吸引了一批热心教育的人士。虞仁荣教育基金会首届理事还包括陈十一（副理事长），张东晓，刘越，李军（原清华信息研究院院长），周钺（秘书长，清华电子系84级），夏鹰（副秘书长）等。
2021年12月，虞仁荣教育基金会与宁波市政府正式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双方将共建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虞仁荣捐款建大学的善举，得到了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郑栅洁（现国家发改委主任）的认可，双方一见如故，倾心相交。宁波市和镇海区政府全力支持，专门划拨了2300亩土地，沿甬江展开，与宁波大学相邻。
2021年中，以陈十一校长、张东晓常务副校长为首的学校核心管理团队（包括曾文军、郑春苗、祝京旭等）陆续到岗，全面承担了大学的规划与筹备工作。
2021年第三季度，开始了永久校区设计方案的国际招标。历时一年多，经过前后四轮筛选，最终，上海同济大学设计院的方案，在全球100多家机构中脱颖而出。其设计理念“百年经典，枕水长卷”很好地融合了宁波历史与东方文化。
2022年12月，校园奠基仪式在镇海区举行，一期校园于2023年7月动工，2025年7月基本完工。
2025年6月19日，获得教育部批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正式成立，并于当年开始招收本科学生。
在此期间，作为大学的前身，东方理工高等研究院于2021年2月成立，截至2025年8月，已联合招收博士生447人。目前，东方理工大学已正式签约创校教授100余人，其中院士16名。规划十年内，大学在校生规模一万人左右，其中本、硕、博比例为4：3：3。学校将着力打造理科、工科，信息、商科四大学科群，努力探索一条培养顶尖科研人才的新路。
回顾五年来的创校之路，百感交集，一路艰辛，磕磕碰碰，百折不挠，终于走到了今天。
讲一个小插曲。两年前，随着校园动工（2023年7月），陈十一校长就定了一个目标：2025年要通过教育部评审，大学正式被批准，秋季开始招收本科生。为此，校方提前一年多，就开始做准备，甚至修改了施工方案。然后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教育部高评委来审查。原以为2024年第四季度，无论如何该来了，可一直等到第二年春节，迟迟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忧心如焚，再晚就赶不上2025年招生了！
这时救场的来了，2025年2月17日，中央召开了最高规格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习主席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虞仁荣受邀参加，并代表民营企业家发言（6个企业家之一），同时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风波。会议期间，他很放松地靠在座椅上，与其他人的正襟危坐形成鲜明对比，直播出来后，许多网友批评他不够严肃，眼看要形成负面舆情。突然，网上话锋一转，说：这种“松弛感”正反映了民营企业家们对宽松环境的自然表现！于是虞仁荣就以“松弛感”企业家被大众记住了。
更重要的是，他在发言中提到了企业家要回馈社会，及东方理工大学的设立，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可。之后，教育部的工作大大提速，高评委也于四月底来镇海实地考察了校园建设与其他准备工作。最后于6月19日，教育部正式批准了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的设立。
这时，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校领导全体出动，全力投入到招生工作中。最后，在浙江省精挑细选，录取了74名创校本科生（其中镇海中学16名），最低录取分数线656分，在浙江省仅次于浙江大学，实现了开门红！
回想往事，1991年我刚到美国不久，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正逢斯坦福大学百年校庆，在庆典上，我亲身听到了硅谷创业元老，David Parkard先生（斯坦福大学校友，HP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的精彩演讲。当时，我心情激荡，为斯坦福大学及硅谷的崛起而骄傲。
可是，万万没想到，4年后，我在距离斯坦福大学近在咫尺的Sunnyvale 创办了豪威科技（OmniVision），10年后，又回国创办了展讯通信，30年后，又在宁波有幸亲身参与了东方理工大学的创立。这里与斯坦福大学和硅谷隔洋相望，历史的轮回如此奇妙!
往事如烟，我生逢其时，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有机会出国留学，学到了世界顶尖的技术和硅谷创业精神。又及时回国，亲身参与了20多年来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浴血重生，飞速崛起！这是时代带给我们这一代的机遇。
历史证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每当我们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之时，就是我们退步的开始；每当我们心胸开阔，虚心学习，海纳百川之时，就是我们飞速赶超，创新时代的来临！
最后，仅以此文献给我们这一批“老留学生”们（80-90年代），纪念大家心念祖国，艰苦奋斗，为中国的腾飞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