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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五位科学家和工程师——Graeme Clark、Erwin Hochmair、Ingeborg Hochmair、Michael Merzenich、Blake Wilson——共同获得了理查德·N·默金生物医学技术奖(Richard N. Merkin Prize in Biomedical Technology).
据Merkin Prize官网信息，奖金为40万美元，由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管理，五位获奖者平分。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奖项，其评选标准聚焦于技术的新颖性、目的及实际影响——表彰的是 “已经实际改善人类健康”的技术，而非实验室里的概念。
2024年颁给了开发COVID-19疫苗生产技术的科学家，2025年颁给了CAR-T细胞疗法的四位先驱，2026年颁给人工耳蜗。
据行业统计及Merkin官方提及，一项已让全球超过100万人重新获得听觉的神经接口技术。这个数字意味着：在神经接口这个大类中，人工耳蜗是唯一实现百万级临床应用的设备，没有之一。
人工耳蜗不是助听器
很多人把人工耳蜗理解为“高级助听器”，但两者在原理上完全不同。
助听器放大声音。人工耳蜗绕过耳朵。
正常听觉发生时，声波进入耳道，引发耳蜗内数千个毛细胞振动，这些毛细胞再将信号传递给数万条听神经纤维。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的问题是：毛细胞已经死亡或严重受损，且无法再生。此时无论声音放大多少倍，神经系统都接收不到有效信息。
人工耳蜗的逻辑是：既然感觉受体坏了，就直接向听神经发送电信号。
1975年，Ingeborg Hochmair和Erwin Hochmair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开始合作开发第一个微电子多通道人工耳蜗——包括一个植入耳后皮肤下的小型接收器和一根可置入耳蜗的柔性电极。1977年12月16日，这台设备在维也纳首次植入一名耳聋患者体内。
几乎同时，在澳大利亚，耳鼻喉科医生Graeme Clark——他的父亲是聋人——在墨尔本大学带领团队完成了动物行为学、生理学和工程学研究。1978年8月1日，Clark为第一位患者Rod Saunders植入了多通道人工耳蜗。术后，患者能够在不依赖唇读的情况下理解单词和句子——这是此前从未实现过的。
人工耳蜗是脑机接口吗？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没有标准答案。
狭义的脑机接口（BCI）通常被定义为从大脑读取信号并将其转化为外部命令的系统。按这个定义，人工耳蜗是反向的——它不是从大脑读取，而是向大脑写入。
但广义的 “神经接口”（Neural Interface） 概念涵盖了人工耳蜗、深脑刺激、脊髓刺激和脑机接口。据Merkin Prize官方表述，人工耳蜗被定义为 “第一个通过与神经系统直接连接来产生人类感觉的医疗设备” 。
争论“是不是BCI”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人工耳蜗比任何BCI都更早地解决了“如何让电子设备与神经系统对话”这个问题，而且解决得如此彻底。
五个人的拼图
据Merkin Prize评选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奖得主Harold Varmus在颁奖公告中的评价，这项工作 “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它并非仅依赖单一突破，而是历经数十年，由不同国家、不同学科背景的多位人士共同实现了多项关键突破” 。
Graeme Clark（澳大利亚）：
耳鼻喉科医生，父亲是聋人。他判断单通道刺激不够，必须多通道刺激才能传递语言。1978年完成首例临床成功的多通道植入。他参与创立的公司Cochlear。
据公司披露，其技术已植入超过70万人，覆盖180个国家。这意味着仅Cochlear一家就贡献了全球约七成的植入者规模，其行业地位在过去四十年中几乎未被撼动。
Ingeborg Hochmair与Erwin Hochmair（奥地利）：
工程师夫妻，1975年开始合作，1977年12月在维也纳完成世界首例微电子多通道人工耳蜗植入。他们于1990年创立MED-EL，至今仍为家族企业。
Michael Merzenich（美国）：
神经科学家，1980年代，他在猴子上进行皮层映射实验，发现成年动物的感觉皮层在功能受损后可以发生结构性重组——神经系统的感觉通路并非在出生后固定不变，而是终身可变的。
人工耳蜗提供的信号质量远不如正常听觉，但植入者在数月内能进步到听懂“几乎正常”的语音——这是大脑可塑性的实际例证。他实验室开发的早期商业化植入体模型后来由Advanced Bionics（现为Sonova旗下）推向市场。
Blake Wilson（美国）：
生物医学工程师，人工耳蜗有多个紧密排列的电极，同时放电会产生干扰。Wilson和团队开发了 “连续交错采样”（CIS） 策略——通过错开电信号时序来消除干扰，显著提升声音清晰度。这一策略构成了所有现代信号编码策略的基础。Wilson于1984年共同创立了杜克人工耳蜗项目。
这不是五个天才的独角戏，而是一幅拼图——缺任何一块，今天的人工耳蜗都不存在。
一个年产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五个人种下的树，今天已经长成了一片林子。
据Grand View Research市场数据，2025年全球人工耳蜗市场估值约20亿至28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代初将增长至39亿至52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五到七年，这个市场有接近翻倍的增长空间，增速远高于大多数成熟医疗器械品类。
这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寡头市场，全球前五大制造商占据了约99%的市场份额。在医疗器械行业中，99%的集中度极为罕见——这意味着新进入者几乎没有容错空间，任何产品的缺陷都可能导致整个品牌被排除在主流市场之外。
主要参与者正是三位获奖者创立的公司及其竞争对手：
Cochlear（澳大利亚）：由Clark的成果商业化而来。据公司2025财年年度报告，销售收入23.56亿美元，净利润3.92亿美元，人工耳蜗植入体收入14.7亿美元，同比增长11%。仅植入体一项业务的收入，就已超过行业对整体市场规模的估值——说明市场研究机构的统计口径可能仅涵盖了设备本身，未包含手术、康复、后续服务等关联环节。
MED-EL（奥地利）：由Hochmair夫妇创立，至今为家族企业。
Advanced Bionics（美国）：Merzenich实验室成果的商业化路径之一，现隶属于瑞士听力巨头Sonova。
据Cochlear公司2025财年年度报告，其商业模式中，外部处理器升级等后续服务贡献了约29%的收入——这是一个典型的 “剃刀-刀片”模型。这种模式形成了强大的客户锁定效应：患者首次选择了某一品牌后，后续升级和维护几乎只能继续选择同一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部件互不兼容。
对于神经接口行业的后来者而言，这意味着第一批用户的获取至关重要——一旦被竞争对手锁定，反向切换的成本极高。
中国市场：一场正在发生的试验
全球植入者分布极不均衡。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中国有约2780万听力残疾人。这个数字意味着，即便将所有已完成的植入手术相加，覆盖比例仍然极低。
据《中国听力健康报告（2023）》及相关行业调研数据，截至2023年，全国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累计约10万例，渗透率远低于发达国家。10万例对应的是适合植入者中不到2%的实际渗透率——对于任何一家希望扩大规模的企业来说，这都是尚未被充分开发的最大单一市场。
中国人工耳蜗产品不算多。 目前持有NMPA人工耳蜗植入体注册证的国产厂家为数不多，进口替代仍处于早期阶段。
价格一直是核心障碍。集采前，进口人工耳蜗系统定价在20万至30万元之间。
据国家医保局2024年12月公告，第五批国家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开标，人工耳蜗类耗材全国采购需求量共1.1万套，5家企业中选，包括三家外资企业和上海力声特、浙江诺尔康两家国产企业。
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中选结果，人工耳蜗类耗材单套价格从平均20余万元降至5万元左右，降幅约75% 。以MED-EL为例，一套植入体加言语处理器的中选价为46,666元。这是人工耳蜗在中国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价格调整——从“少数人负担得起”变成了“工薪家庭可触及”的范围。
国产企业正在借助集采窗口期加速追赶。诺尔康据公司披露国内市场份额已达20% ，2025年6月发布了国内首款完全兼容3.0T核磁共振的人工耳蜗植入体，在高端市场开始具备正面竞争的能力。
图为诺尔康CS-30A人工耳蜗
集采落地效果正在显现。据广西医保局2025年6月披露，截至2025年5月30日，广西共开展76例人工耳蜗手术，较同期增长61例，预计患者人均减轻经济负担5.4万元。半年内手术量增长4倍，是价格调整后“被压抑的需求”集中释放的直接证据。
但国产替代仍处于早期。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公告数据计算，此次集采报量中国产占比约四分之一。从“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还需要不止一代产品的迭代。
这组数字的意义在于：技术成熟了、商业模式成熟了，支付体系才是决定“谁能用上”的终极变量。 集采正在把这个变量从“不可能”变成“有可能”。但从“中选”到“普及”，从“能用”到“好用”，还有一段路要走。
给神经接口行业的四个启示
第一，单一突破无用，系统集成才有效。 人工耳蜗的成功依赖于电极、芯片、编码策略、神经科学、外科手术的完整系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靠“只做电极”或“只做芯片”活下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市场高度集中于三家巨头：它们无一例外都掌握了完整的系统能力，而非单一组件技术。
第二，获得监管批准不是终点。 Clark的多通道植入体1985年获FDA批准用于成人，1990年获批用于儿童。监管许可是起点，不是终点。 人工耳蜗从获批到百万级植入用了近四十年——这个时间尺度提醒今天的神经接口行业，临床试验成功和真正的市场规模之间，隔着以“十年”为单位的商业化进程。
第三，“剃须刀-刀片”是神经接口的商业化底座。 如人工耳蜗产业所展示的，这种模式形成了客户终身价值和锁定效应——用户首次选择某个品牌后，后续升级和维护几乎只能继续选择同一品牌。
只卖“植入手术”的商业模型不成立。 对于今天的BCI公司，这是一个直接的设计约束：如果不考虑术后维护、升级、数据服务的收入模型，单纯依靠一次性植入收费，几乎无法支撑长期的研发投入。
第四，100万这个数字比任何实验室指标都更有说服力。 无论是监管批准、论文引用量还是资本估值，最终整个产业的存在合理性，建立在 “100万人正在使用” 这一个事实上。证明“能用”只是第一步，证明“大规模可用”才是产业真正的分水岭。
回到起点
1978年8月1日，Clark在墨尔本为Rod Saunders植入设备。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大脑能否理解人造的信号。
将近五十年后，答案写在100万人的生活中。
对于今天的神经接口行业，Merkin奖评委会的选择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项被资本和媒体当作“未来”的技术方向，其唯一的百万人级成功案例，已经走完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的完整路径——路径就在那里，它已经被走完过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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