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直到今天还以为,中国发展光刻机,是“好高骛远”,是“非要和ASML较劲”。但一位前中兴通讯副总经理、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的一句话,却把这个问题说得异常冷静、甚至有点“残酷”:如果不是美国的制裁,中国对光刻机产业,尤其是EUV光刻机,根本不会有兴趣。 这不是唱衰国产光刻机,恰恰相反,这是对产业现实最清醒的一次总结。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概念,叫比较优势。简单说就是一句话:谁擅长什么,就干什么;谁效率高,谁就负责那一段。 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里,中国过去最有优势的,从来不是光刻机,而是: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极强的工程化、制造能力;快速规模化带来的成本优势。 而EUV光刻机,恰恰是这些优势的反面。 EUV是个什么生意?用一句不夸张的话形容:这是一个技术极端复杂、市场极端狭小、回报周期极端漫长的产业。 根据ASML公开数据:全球EUV光刻机年销量长期不超过60台;从2018年到2024年,ASML累计出货量也只有几百台;真正能“吃透”EUV并持续盈利的客户,全球屈指可数,仅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三家而已。 这意味着它根本不是一个靠规模赚钱的产业。而中国企业,恰恰最擅长、也最偏好规模型产业。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袁岚峰曾指出一个非常现实的判断: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来说,更倾向于做“市场大、可规模化”的产品,而不是“市场小、极端高端”的孤品技术。 这不是技术能力问题,是经济结构的理性选择。举个极端但真实的例子:一台EUV,售价超过1亿美元;全球一年也就卖几十台;售后、维护、配套成本极高;且高度依赖终端客户的工艺能力。这不是一门“好生意”,而是一场长期消耗战。所以,在没有外部强制因素之前,中国对EUV的态度,本质上是:能买就买,没必要自己造。 真正改变一切的,不是市场,而是2018年,美国对中兴实施极限制裁,直接让整个中国高科技产业惊醒。 一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2018年4月,美国宣布制裁中兴的第二天,中芯国际以1.2亿美元向ASML订购了一台EUV光刻机。这个价格,等同于中芯国际2017年全年的净利润。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设备没交付。 但这个动作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并不是不知道EUV的重要性,而是在被卡脖子的那一刻,才意识到——这不是生意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从那一刻起,逻辑彻底变了。 在美国之前的设想里:中国负责设计、台积电负责制造、ASML负责设备、全球各取所需。这是典型的全球化分工。但当美国选择把设备、工艺、代工厂全部当成博弈的工具时,中国只剩下一条路:哪怕再不划算,也必须自己做。 于是我们看到:光刻机被写进国家战略;极端复杂设备被长期投入;明知十年、二十年未必见回报,也要持续砸钱。这不是冲动,是被逼到墙角后的理性选择。 很多人喜欢拿光刻机说事,但历史其实早就给过答案。当年,中国并不想做圆珠笔笔尖钢。原因一模一样:市场小、技术难、利润薄、外企长期垄断。直到被卡脖子,被嘲讽,被封锁。太钢集团用了5年时间,不断试错,硬是把直径2.3毫米的不锈钢钢丝做了出来。结果呢?国产笔价格被打下来,全球笔尖钢价格下降五到六成,中国成了改写市场规则领导者。 这条路,不是最优解,却是唯一解。 今天的中国光刻机产业,确实离ASML还有距离。这不需要回避。但同样要看清一个现实:国内不是“突然想造光刻机”,而是被一步步逼上这条路。是在失败中积累工程经验,在长期投入中慢慢靠近。 这是一条慢、重、苦的路。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只要中国被迫走上这条路,最后就一定会走到。 如果没有制裁:中国可能永远不会把EUV当成战略重点,光刻机仍然只是“可以买的设备”,自主化进程至少推迟十年甚至更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确实成了中国光刻机产业的一大“功臣”。他们本想按住中国的技术上限,却亲手按下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启动键。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伟大的技术突破,从来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