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出海持续升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净零产业政策实验室（NZIPL）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新能源产业链出海：海外建厂投资扩张之路》（China’s Green Leap Outward: The rapid scaleup of overseas Chinese clean-tech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显示，自2022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绿色制造项目快速扩张，累计承诺投资的高位估算已接近2500亿美元。
然而，如果仅将这场声势浩大的出海行为理解为“应对贸易壁垒”或“转移国内产能”，显然过于单薄。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地缘与规则博弈中，跨越国界只是第一步。中国企业不仅面临着如何“走出去”的模式抉择，更面临着如何真正在东道国“走进去”（深度嵌入本地生态）、如何在长周期中“走得稳”（防范风险并守住核心优势）的巨大考验。
2026年3月16日，澎湃城市报告专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罗长远。在他看来，在这一轮企业出海中，中国企业第一次较为集中地具备了以技术、制造、供应链和组织能力整体参与全球竞争的条件。这既是一轮产业的外延，也是一场重塑全球生产网络的能力检验。
“我们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生产力。”这句被他反复提及的判断，或许正是理解这一轮企业出海的关键“钥匙”。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罗长远
「OLI框架下的新能源出海真相」
中国企业出海并非新鲜事。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TCL就已赴越南、法国等地发展，美的、格力等家电品牌也早有海外布局。但在罗长远看来，这一轮企业出海之所以堪称“现象级”，关键不仅在于规模的爆发，更在于它给企业国际化理论的“OLI”框架添加了含金量十足的“中国要素”。
具体而言，“O”（所有权优势）体现在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领域，已形成绝对的技术积累、成本优势，尤其是全产业链配套能力；“L”（区位优势）在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没有燃油车工业包袱，对高性价比的新能源及相关产品需求迫切，且具备劳动力与资源吸引力；最核心的变化则在于“I”（内部化优势）。由于多数东道国不具备成熟的电池与核心零部件配套，中国企业无法像过去家电出海那样在当地 进行中间品采购，而是必须将供应链和组织能力“打包”带上，形成“抱团出海”。
因此，这轮出海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已从简单的品牌营销或组装外延，升级为技术、制造、供应链与管理体系的整体性全球布局。量级更大，介入更深，博弈也更复杂。
然而，这种“自带锅碗瓢盆”的出海模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飞地经济（Enclave）”的隐忧。企业在海外落地产能，却与当地产业缺乏实质性链接，形成封闭性的内部循环，不可避免地引起当地受益有限的质疑。罗长远坦言：“这其实是跨国投资的必经阶段，当年外资初入中国时也曾经历过高度依赖母国采购的时期。”
罗长远对下一阶段“抱团出海”的判断是：“必须跨越‘封闭复制’，走向‘深度嵌入’。”随着东道国配套能力的逐渐成长，中企须主动培育跨国产业网络，增强与当地建立深度链接的意识。这不仅是本土化经营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践行ESG的核心命题。真正的一流跨国企业，不是简单地把工厂搬移海外，而是要将自身深度嵌入当地的产业、社会与治理生态之中。
「全球南方与三角投资成为重要落点」
当前，大批中国企业涌向东南亚、拉美和中东等地，借道第三国链接欧美市场。这种被称为“三角投资”的布局，究竟是短期绕道还是长期战略？罗长远指出，这并非只是应对壁垒的权宜之计，更是具备可持续性的战略重构。
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它在现实中达成了一种微妙的“三方共赢”。对第三国而言，中企的入驻提升了其承接高端制造与嵌入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对中国企业而言，这开辟了对冲贸易风险的新出海通道；对发达国家而言，则提供了一条兼顾“政治压力”与“市场效率”的折中路径，既降低了对中国供应链的直接依赖，又实质性地得益于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与成熟度。
罗长远用“社交距离”来形容这一新趋势。他指出，未来的全球化不太可能重返过去那种毫无分寸的深度嵌入，但也不会走向彻底脱钩。更现实的图景是，各方依然保持协作，但更加讲究边界感与安全意识，最终形成一种保持“社交距离”的新型跨国网络。
与此同时，NZIPL报告显示，中国新能源及相关产业的海外投资中，超过75%的项目落地于全球南方和新兴市场，“南南合作”特征十分鲜明。谈及中国企业为何往往更能在全球南方“下沉”并“扎根”，罗长远提出，许多中国企业本就是在不完备的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法治不健全、基础设施薄弱、中间品供给不足、合同不能有效执行等问题，具有一些发达国家企业所不具备的“免疫力”，更少出现“水土不服”。
罗长远将其称为一种特殊的“后发优势”，因为经历过不完备，所以更懂得如何处理不完备。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的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极致的价格优势，更是一种在复杂、波动环境中持续运营的“能力运用和塑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南方”是毫无阻碍的低门槛乐园。无论是印尼的资源出口禁令，还是越南、泰国日益严苛的本地化率要求，都在不断抬高企业出海的门槛。对此，罗长远强调：“万变不离其宗，中国企业必须牢牢守住核心技术与生产率优势，形成不可替代的硬核实力，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牢牢掌握谈判筹码。”
「出海越热，越要守住三条战略底线」
罗长远直言，当前外界对企业出海的讨论过多聚焦于规模与速度，却往往忽视了更底层的战略考量。因此，他为出海企业归纳了三条必须坚守的“战略底线”。推向一窝蜂式的出海。真正该做的，是提供企业单靠自己做不出来、但没有这些又走不稳的制度型公共产品。”
其一，打通信息孤岛，赋能高质量“抱团出海”。
政府部门掌握着最系统性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数据，若在合规前提下将其转化为公共服务，将极大降低企业跨国搜寻的试错成本，引导上下游默契协同，避免盲目的“一窝蜂”式扎堆。
其二，超越规模执念，将规则谈判放在优先位置。
罗长远判断，当前不应再执迷于贸易额与投资额的短期增长。政府更紧迫的任务，是加快推进高水平的双边与多边投资贸易协定谈判，用稳定的“制度框架”为出海企业“护航”。这种看似“慢”的规则塑造，比促成单个项目落地更具长远价值。
其三，构建类似日本JETRO的出海专业服务中枢。
企业目前缺的不是鼓励出海的“口号”，而是集国别法律、市场调查、政企对接到风险预警于一体的实操平台。对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打造一个可查询、可比较、可操作的国家级出海智力支撑体系，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个参考。
「从“走出去”到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
专访临近尾声，罗长远抛出了一个颇具分量的判断：“当下，或许正是中国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元年’。”
这一判断绝非情绪性的盲目乐观，而是源于企业能力结构的底层蜕变。回顾日韩经济腾飞史，丰田、三星等巨头几乎同步崛起为世界级跨国公司。反观中国，过去虽有家电企业的大规模出海，也造就了世界级的制造与出口体量，但真正具备全球资源配置与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始终寥寥。在罗长远看来，早年的企业出海并未形成今日的“现象级”震撼，原因在于它们更多是传统制造能力的简单外延，而非技术、产业与组织能力的整体跃迁。
但今天，支撑跨国化布局的基础已经改写。罗长远特别指出，在最新的全球企业研发支出50强榜单中，华为、腾讯、阿里巴巴、比亚迪等中国企业赫然在列。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正从全球产业链的“成本承担者”，质变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规则塑造者”。尤其在新能源及软硬件领域，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的已不再是过剩产能，而是研发能力、产品定义权与产业组织能力。这正是他将当下定义为国际化“元年”的底气所在。
这一“元年”的开启，恰逢外部宏观环境的剧烈震荡。罗长远将其置于三次“全球冲击”的坐标系中考量。从加入WTO后引发的“中国冲击”，到地缘冲突带来的“俄罗斯冲击”，再到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下的“美国冲击”，在这个深度重组的周期里，西方阵营的步调并非铁板一块，全球产业链的既有路径也被打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撕裂与重构，为中国企业打开了一道难得的战略窗口。
站在此刻回望，无论是三角投资、抱团出海，还是务实推进ESG与寻求政策护航，这些看似散落的议题，最终都交汇于同一个底层命题—今天中国企业出海，绝非一次简单的产能地理迁徙，而是一场企业核心能力的全面升维。
短期来看，企业必须解答“去哪建厂”“如何合规”的生存考题。但放眼长远，真正的分水岭在于叩问自身，究竟要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是做一家依赖单一市场与成本套利的外向型制造商，还是蜕变为能同时调度技术、资本、供应链与本地生态的“全球网络经营者”？前者或许能蹭上一轮行业红利，后者方能真正穿越地缘博弈、经济周期与全球规则重构的重重迷雾。
“我们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生产力。”罗长远反复提及的这句经济学名言，正是这轮出海的重要注脚。中国企业出海的根基是“O优势”（所有权优势），因此必须在全球布局中持续反哺国内的创新能力与产业根基，而非将其掏空。唯有守住这条底线，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供应链的长期角力中，将“走出去”的外延扩张，真正沉淀为“走进去”“走得稳”的全球化胜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