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
最近，关于“机器人生孩子”的话题再次推上热搜（埃隆·马斯克曾说研发猫女，管生孩子）。
国内一位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宣称，正在研发集成人造子宫的“孕育机器人”，让生育过程在一个仿生机器人体内完成。
CyberDaily了解到，该创始人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博士张其峰，他在一个采访中提到这套系统模拟了子宫环境，还装进仿人类的机器人体内，让“机器人妈妈”从怀孕到分娩，全流程复刻人类体验。目前该技术就是孕育箱的技术，只是将其与机器人的肚子相结合，预计“样机”一年内推出，定价不超过 10 万元。
无论是作为一种商业畅想还是技术预言，机器人生孩子、人造子宫这些略带科幻色彩的名词，再次推向了大众视野。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造子宫一直是科学界和伦理界探索与争论的焦点。从最初治疗不孕不育的医学需求，到如今延伸出的社会、伦理和哲学层面的深刻讨论，这项技术的发展路径，似乎正沿着两条截然不同的轨道展开。一条轨道紧贴地面，旨在解决现实的医学难题；另一条则驶向云端，触及了关于人类未来的终极构想，甚至与阿道司·赫胥黎在1932年描绘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产生了奇妙的共振。
需求驱动：为生命之桥而生的医学探索
1923年，生理学家霍尔丹（Haldane, J.B.S.）第一次提出了“人造子宫”的概念。他预言，人类在21世纪将不再遵从原始的本能生儿育女，70%的婴儿可能来自“体外发育”。
而人造子宫的第一个发展方向，源于一个纯粹的医学目标：拯救生命。
在临床实践中，医生们时常面临棘手的困境，例如超早产儿的存活率极低，或者胎儿因先天畸形需要宫内手术，但手术本身却可能导致流产。
正是这些现实问题，催生了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团队为代表的医学研究。
这个由多科室90后医生自发组成的团队，在没有固定实验室和专项资金的艰苦条件下，自费推进着中国的“人造子宫”项目。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正如团队负责人所强调的：“人造子宫要解决的不是人的生产问题，而是生存问题。”
其核心成果，是一种被称为“生物袋”（BioBag）的装置。 这是一个模拟母体子宫环境的系统，由一个充满人工羊水的无菌塑料袋、一套提供氧气和营养的体外循环系统组成。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将早产的胎羊放入生物袋中，使其继续发育。
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研究团队曾成功让相当于人类23周孕龄的胎羊在其中存活了四周，大脑和肺部等器官持续生长。
而郑州团队更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关键突破。2024年7月，他们完成了世界首例“去ECMO化”的人造子宫动物实验。 传统的体外循环依赖ECMO（体外膜肺氧合）设备，但该设备成本高昂且易引发并发症。 郑州团队创新地利用母体自身为胎羊供氧，成功让胎羊在体外存活了90分钟。 这一步虽然微小，却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更为自然和安全的体外生命支持方案的可行性。
日本科学家开发的第一个液体胶囊式人工子宫，主要用于支持极早产儿体外继续发育。它模拟母体子宫内的温度、营养和羊水环境，配合氧气与营养输送系统，以及AI实时监测胎儿发育状态。这条路径短期内最有望进入临床应用。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正准备评估这项突破性技术。
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与费城儿童医院研究方向相似，正在开发可用于临床的人工子宫工作原型，目标是在五年内完成，这将是世界首创。资金来自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目前获得290万欧元的资助。
据项目负责人吉德·奥伊教授介绍，该人工子宫将模拟生物环境，婴儿被液体包围，并通过连接脐带的人工胎盘获得氧气和营养物质，与目前的孵化器相比，更接近自然子宫的条件。团队计划使用3D打印的人类婴儿模型（内置传感器）来开发原型，并且该人工子宫将重现子宫内的体验，包括母亲的心跳声等。
从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到日本、荷兰科学家的探索，再到中国郑州的突破，这条路径上的人造子宫，本质上是一个先进的“宫外孵化器”或“生命之桥”。 它的应用场景并非取代整个妊娠过程，而是为那些无法在母亲子宫内继续存活的超早产儿提供一个过渡性的庇护所，帮助他们度过最危险的发育阶段。
概念先行：EctoLife与《美丽新世界》的遥相呼应
与上述务实的医学研究平行存在的，是另一条更为激进和充满争议的路径。这条路径的代表，是也门分子生物学家、科学传播者哈希姆·盖利（Hashem Al-Ghaili）提出的“EctoLife”概念。
需要明确的是，EctoLife现在还不是一个已建成的实体，是一个基于现有科学研究推演出的未来设想。 在盖利制作的概念视频中，EctoLife是一个每年可培育三万名婴儿的巨型“婴儿工厂”。 数百个透明的“生长舱”整齐排列，通过人工智能监控胎儿的各项生命体征。 更引人注目的是，它提供名为“精英优选”的服务，允许父母通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定制婴儿的身高、肤色、智力等超过300项遗传特征。
这个场景，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美丽新世界》。赫胥黎笔下的未来社会，正是通过“人类孵化和条件设置中心”批量生产婴儿。 在那里，自然生育被视为粗鄙的过去，婴儿从瓶子里“出生”，并通过基因技术和社会条件反射被塑造成阿尔法、贝塔等不同等级的社会成员。
EctoLife所描绘的基因定制和大规模生产，与小说中将生育彻底从家庭和情感中剥离，使其成为一种可控的工业化流程的构想，几乎如出一辙。
这种将生育与性、情感和母体分离的想法，可以说从生物学家霍尔丹提出时，就被视为对社会结构的颠覆。 他认为，将女性从生育的生理束缚中解放出来，将彻底改变性别权力关系。 而EctoLife的出现，正是这一百年构想的现代化和具象化版本。它承诺解决不孕不育、人口下降等问题，甚至让女性彻底摆脱分娩的痛苦和风险。
站在技术伦理十字路口
人造子宫的出现，如同当年的试管婴儿技术（IVF）一样，必然引发深刻的社会和伦理大讨论。 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的诞生，曾被斥为“扮演上帝”，引发了关于“家庭会发生什么变化”的担忧。但是，如今全球已有数百万通过IVF技术出生的婴儿，这项技术已然成为许多家庭的希望。
全球首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已经47岁了
人造子宫正面临着相似的审视。支持者认为，它能让女性在生育上有更多选择，甚至实现生育层面的性别平等。 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一些人担忧，这会贬低甚至病态化怀孕这一独特的生命体验，削弱母子间的情感纽带。 更深层次的恐惧在于，这可能导致“女性的终结”——当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不再必需，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价值是否会被重新定义？
此外，法律和伦理的模糊地带也需要厘清。例如，人造子宫中胚胎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女性的堕胎权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如果女性有权终止与胎儿的物理连接，但胎儿却可以在体外存活，这将如何界定“终止妊娠”的含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年轻一代（如Z世代）对此类技术的接受度远高于长辈。这或许反映了他们对科技进步的开放态度，但也可能因为他们对母性体验的理解尚不深入。
结语
人造子宫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两面性。一面是以医学应用为导向的“生命之桥”，它承载着拯救生命的迫切希望，正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动物实验走向临床应用的门槛。另一面，是以EctoLife为代表的“美丽新世界”式构想，它更像一个思想实验，强迫我们直面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结构、家庭观念和伦理的剧变。
如果说 EctoLife 代表工业化、去人格化的集中生产，那么“孕育机器人”则是把这项颠覆性技术带回家庭、贴近个体。核心依然是维持胚胎发育的人造子宫，机器人只是拟人化的外壳——能移动、能互动。它既借用了“美丽新世界”式的完全体外生育技术，又披上“生命之桥”般一对一温情关怀的外衣。冰冷的装置被包装成可被命名、触摸、甚至建立情感连接的“机器人妈妈”，让公众更易接受。
但是，或许在不远的将来，用于救助早产儿的“生物袋”会率先成为现实。至于那个能定制婴儿的“工厂”，它是否会到来，以及我们是否应该让它到来，则取决于人类在科技的洪流中，能否坚守住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沉思。
毕竟，技术本身是中立的，而它通往的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最终取决于我们如何选择。
参考引用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205630
https://interestingengineering.com/science/artificial-womb-just-successfully-grew-sheep
https://www.thetimes.com/uk/science/article/gen-z-backs-use-artificial-wombs-science-uk-0mrzdwmq5
https://www.graphic.com.gh/news/general-news/japan-develops-worlds-first-artificial-womb.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