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现任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科技创新政策，危机管理及全球治理。
自2022年11月ChatGPT发布以来，全球科技领域掀起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2025年1月，DeepSeek R1模型的突破，彰显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巨大发展潜力。
从基础大模型到产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扩散速度不断加快。在人工智能前沿发展的同时，安全风险和治理挑战也相伴而生。如何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善创、善用、善治，成为当下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
本期专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就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创新治理、国际合作、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追溯源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耕耘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就已经成立。多年来，人工智能相关项目研究、学术建设、人才培养工作逐步推进，21世纪后更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薛澜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近年来相关政策规划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成为国家战略重点发展的方向。”
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点任务和资源配置。在布局创新发展的同时也明确要建立完善的治理体系，在这之后持续推进“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薛澜就此展开具体介绍。
人工智能创新方面，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形成完整的规模体系，相关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排名世界前列。截至2025年4月9日，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达1576379件，占全球申请量的38.58%，位居全球首位。大模型浪潮中，中国许多头部企业、研究机构和初创公司推出丰富的大模型与垂类应用。薛澜表示，“在这些方面，我们国家与美国保持在第一梯队。”
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国家从顶层规划、队伍建设、法律法规制定等多方发力。2019年，国家成立“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推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2021年，国家出台系列法律，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连同此前的《网络安全法》为人工智能发展确立了基本法律规范。同时根据AI技术发展情况和具体实践场景中出现的问题，出台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国家在2023年已制定首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薛澜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体系。有关部门根据新的问题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来应对，整体经历了从回应式治理到集中治理，再到敏捷治理的动态变化过程。”
他进一步解释道，“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发布时，治理模式主要为回应式治理，根据问题找到解决方法。这个过程对发展比较有利，但也同时积累了一些潜在的问题。2020年前后，政府开始采取较为集中的方式整治，出台系列规则，消除了很多隐患，但也对企业的创新和市场信心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在此之后，政府又做出一些调整，2022年前后，进入常态治理阶段。”
针对技术治理与技术创新步调不一致的困境，薛澜认为关键在“敏捷治理”。
“我们都需要认识到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把政府和企业的‘猫鼠关系’变成共同利益的关系。合理空间下，一方面企业可以合理创新，但是不会突破政府监管的安全底线，另一方面政府进行有限度的监管，在防范风险的同时让企业能够有效创新。二者在中间地带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然后不断地往前推进。”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中，数据、算法、算力共同组成三大核心要素，其中数据是重要的发展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
人工智能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质量数据的获取与利用。无论是大模型还是具身智能，其迭代更新都依赖于各类数据的学习。薛澜将当下一般社会生活数据及其使用总结为三类情况：
第一类数据为公共部门的公共数据，其开放程度仍远远不足。尽管当前各级政府均做出了一定努力，但实际效果仍有待提升，未来需继续加大数据开放应用力度。
第二类数据为日常生活如市场交易、应用产生的数据。这类数据目前大量被公司应用，部分获得使用者同意，但同时也有部分存在合法性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数据收集的必要性。公共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并对企业方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放宽部分非权重数据的使用权限。
第三类数据为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敏感数据，例如医院看病问诊数据。这类数据需要有非常严格的脱敏机制和程序，确保其一方面可以被安全可靠使用，另一方面又不会涉及到个人隐私。该过程需要企业层面建立可信可靠的保障机制，但同时也需政府的严格监管。
综之，搭建大数据过程需要公共政府部门和企业的通力合作。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系列举措，包括2023年成立国家数据局，2024年出台《“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等系列规划，从宏观层面推动数据的流程管理、市场发展、应用规范等。
“仅政府在规划建设上发力远远不够，数据由全社会产生，应用端有很多企业，在此过程中企业的合规使用操作非常重要，”薛澜建议道，“未来数据应用需要靠有效的市场机制来推动，需要通过建立一些激励机制的方式，激发企业与社会应用数据的积极性和信任感，形成良性互动。”
随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的治理议题也成为各国关注焦点。
薛澜表示，2023年起，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治理尤其是对安全议题高度关注。2023年11月，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切利（Bletchley）召开，标志着全球性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平台的搭建。会上发布全球首份针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性声明《布莱切利宣言》，关注未来强大人工智能模型对人类潜在的生存性风险。
薛澜（右2）在“2025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期间参与组织“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进展”专题边会
作为布莱切利峰会和首尔峰会的延续，2025年2月全球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本次峰会围绕人工智能可及性、包容性等开展，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
峰会召开之际，薛澜参与组织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研究网络主办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进展”专题边会，与来自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各方面的专家代表开展对话。
“以往人工智能峰会多关注安全问题，本次峰会把关注点拓展是必然趋势，人工智能发展最终目的是造福人类社会”，薛澜表示，“中方总体强调创新和安全的发展两面，在全球性峰会中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当前，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问题上尚未达成高度一致的共识，在巴黎峰会中，仍有少数大国未签署宣言。“未来还需要有更多的平台和机制推动大家的共识形成。这样能够真正让人工智能的发展既安全，同时又造福社会。”
薛澜补充道，“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担心智能鸿沟问题（原来是数字鸿沟）。从中国角度看，我们愿意做出积极努力，去推动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去年7月，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在联合国大会中通过，决议聚焦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主题，也特别关注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国际治理机制的多元性、复杂性仍是重要挑战因素。薛澜认为全球治理中的“机制复合体”问题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需要各种组织、机构形成合作网络，但这些机制并没有明确的上下从属关系，它们可能相互重叠、相互冲突。”针对此困境，薛澜认为推广人工智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理念尤为关键。
薛澜与合作者于2025年1月在Nature发表评论文章
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地缘政治带来的核心挑战主要是中美科技脱钩问题。2025年1月，薛澜与来自中国科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学术机构和高校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在《Nature》上合作发表题为《How to sustain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mid worsening US-China relations》（《地缘政治环境下如何保持中美科技合作》）的评论文章，阐释在愈发严峻的国际合作环境下中美合作的重要挑战与解决思路。
2017年前，中美两国间学者合作在全世界范围内活跃度位居前列。但2017年后，美方对中美科技合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限制和打压措施。时至今日，中美高校、科研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合作受到巨大影响，从量级上已大幅度下降。如何继续保持中美两国科技界合作，薛澜同合作专家提出以下几条具体建议：
第一，找到“安全区”，即不涉及到任何各自经济利益以及军事技术的应用，例如天文领域，在这些领域美国政府不应该打压，应保持原有的合作机制。第二，完善资助问题，需要拓展中美双方民间社会经费来源，来支持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第三，增强公众对中美科技合作收益的了解，让社会了解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解决人类面临共同挑战方面的必要性。
当前跨国合作空间不断收紧，如何打通合作机制建立跨国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成为许多中外研究者的共同关切。当下“中美二轨对话”的出发点，也正是在探讨和解决此类问题。
“很多科学家呼吁企业、政府关注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很多专家，都希望能够加强与美国在这方面的对话与合作，”薛澜说道，“不管中美之间有何种分歧和矛盾，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需要我们共同防范，并建立安全有效的合作机制来应对。”他还提到，2023年基辛格先生来华访问时，也积极关注并推动中美人工智能治理合作机制的建设。
在人工智能迈向创新治理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人才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要素备受关切。
清华大学在中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人工智能领域从业者。2024年8月，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表《How Innovative Is China in AI?》（《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能力如何？》）报告，其中提及清华大学在中国人工智能学术研究、创新创业中的突出贡献。如今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清华人”深度参与到全产业链条。人工智能领域论文全球高校发表排行榜中，清华大学也始终名列前茅。
无论是人工智能前沿的企业创业还是突出研究人才，整体人才队伍都呈现年轻化结构。薛澜表示，“年轻群体受到的传统束缚较少，能够真正产生一些创意想法。真正对AI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往往都是发自内心对研究问题感兴趣并坚定执行。对于当前中国的教研，特别需要打破论资排辈的情况。”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也激发着社会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反思。薛澜认为，如何摆脱功利性成为当前教育的重要命题。“创造力、同理心、好奇心，这些素质很难由传统的应试教育或者日常课堂教育培养，但恰恰都是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
“人工智能时代，知识的组织方式和使用方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地将教育分成文科、理科，需要重新思考，甚至重构。今后各领域间的界限或许需要打破。”在此背景下，传统模式下的人才培养思路和模式都需要改变，薛澜呼吁中国头部高校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社会下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和变化。
此外，科学合作模式也呈现出新的风向。“现代科技的发展非常显著的特征是产生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之间通过有效合作从而不断推进世界的科技前沿，”薛澜分析道，“而未来人工智能系统发展不断趋于通用范式，融通各领域知识，将会对科学研究的模式产生新的影响，需要更多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参与其中的探讨。”
清华大学较早参与到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治理的研究工作当中。2017年国务院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薛澜与相关研究团队积极参与到编制工作之中。2019年2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薛澜担任委员会主任，推动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标准和社会问题研究，深入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国际交流合作。
依托相关方面的已有积累和跨学科优势，2020年4月，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正式成立。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开展研究，致力于提升清华大学在该领域的全球学术影响力和政策引领作用，为中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提供智力支撑。
近年来，薛澜带领研究院积极支撑人工智能专家组建设，参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举办各种国际学术活动推动中国治理实践走向国际。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参与2024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活动
2024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研究院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与中国方案》成果报告，阐释人工智能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理念，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造。
展望未来，薛澜对研究院发展提出三点愿景：
其一，推动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安全发展研究，支撑中国对外合作，重点包括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机制建设，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全球合作网络进程。其二，协助发挥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作用，持续为国际社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政府工作者来华交流学习提供支撑。其三，深入研究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问题，以及治理与创新发展的平衡策略。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社会产生的具体影响，如就业、劳动形式的影响等，以及未来社会有效的应对机制。
占元、林子力对本篇亦有贡献
来源 |《水木清华》134期 AI专刊
清华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人工智能教学和科研的高校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学校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积淀深厚，始终注重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深度融合，众多清华人已成为推动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2025年8月出版的《水木清华》AI专刊（2025年第3-4期合刊），特别报道了近50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清华校友AI企业及平台，以及多位院士、教授、行业专家对人工智能时代多维度的思考与建议，展现了清华人在引领智能变革、赋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贡献。
